酸澀津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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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4年11月02日 19:05 《新遠見》雜志 | ||||||||
“搞企業,其實就是搞人的工作!边@句名言得到了天津很多國企老總的認同。 一位媒體人士說:“天津的國企老總很累,但確實有水平! 有人總結:不要交給天津人總攬全局的差事;十天要辦完的事情,得給他十五天;要讓他順氣,感覺是你讓他幫忙,而不是他在給你打工。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北京某位官員說:“把北京的火葬廠搬到天津還可以。” 天津某領導在公開場合頒布了禁口令:只準說環渤海經濟圈,不能提“京津冀! 對天津人來說,對逝去的一些東西表示尊重,實際上就是對未來的尊重。 參破紅塵我快樂 “人分四類:有的人把事兒辦了,朋友也交了;有的人把事兒辦了,把朋友得罪了;有的人事兒沒辦成,把朋友交了;有的人事兒沒辦成,朋友也得罪了。 一般不喝酒、不和一般人喝酒、不喝一般的酒、喝起來就不一般。 兒子都不一定順從你,你憑什么要求別人對你的幫助有所回報? 政治上,誰的船都不能上! 不讓你倒,這水你就不倒了嗎? 把男女問題和機制問題放在茶壺里慢慢談。 參破紅塵我快樂。!” 這是天津某大型國有公司老紀檢書記的人生感悟箴言。 天津另一位掌管2萬人大型國有企業的老總也有一句名言:“搞企業,其實就是搞人的工作!边@句名言得到了天津很多國企老總的認同。 在一個年產值過億元的企業老總辦公室里,我們看到了上世紀80年代的鋼絲床,上面整齊地碼放著被子,鋪著藍白方塊的床單,紅色繡花的枕巾。從職工到老總都穿著一樣的工作服。中午吃飯時,工人們在食堂排隊,所有的人都彼此熟悉得像多年的鄰居,女工們湊在一起家長里短。這樣的情景在其他地方的合資企業、股份制企業、跨國公司、有限公司、科技企業、上市公司中絕對很難看到,也絕對不可想象。 如果在那樣的老總辦公室里談生意,你會是什么感覺?能談得成嗎? 這就是傳統國有工業企業的特色,是工廠的特色。而天津的企業,大都是工廠。整個天津,都像是一個工廠。 工廠情結深深地影響著天津的個性,也影響著天津的企業改革和經濟發展。那種類似孩子對母親的依戀形成了企業員工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少給點錢無所謂,但要徹底與企業失去生死相依的血緣關系,實在太難接受了。 “還是國企時,你要平衡上下左右的關系,要盡量不讓一個職工出現情緒問題。甚至職工的家屬出了問題都會找你。一個員工每年創造的價值,要養活三個人。”一位國企老總感嘆,多年的感情要用股權來清算,在天津很難。 華一機械的老總張國維曾經用黨委會的形式,要求沒有資格入股的職工拿出奉獻精神,把補償金留在企業賬戶上。這一做法按常理很難通過,但張國維卻成功了,原因在于他平時對人的維護。雖然如此,張國維還是感嘆地說:形式上的改制雖然成功了,但思維上的改制最少需要5年! “天津國有企業老總的素質應該比南方企業老板高!薄吨袊髽I報》駐天津記者站站長彭飛說。來天津4年多,彭飛接觸到很多國企,直觀的感覺是,他們的政治敏感度和對人的駕馭能力要比民營企業老板高出一個檔次。 在天津,一位國企老總要是沒有“上竄下跳”的本事,肯定不能生存。對上要能應付政府的各種“指導”和“任務”,對下要能坦然面對到辦公室罵娘的員工。彭飛說:“天津的國企老總很累,但確實有水平。” 有人分析,開發區距離天津市區60多公里,地理位置上的邊緣地位反而讓開發區遠離市區的傳統磁場。這種磁場包括老天津人保守、自滿的性格,也包括市區的政府力量。 當開發區連續7年在全國49個開發區中排名第一的時候,開發區在天津成了香餑餑,大量人員涌入。這里邊有開發區自己招聘的,也有政府安排的中高層管理者。據天津一位學者分析,去開發區的干部以領導的秘書或者黨務工作者居多,這些人善守,長于平衡關系,但卻不長于開拓。 天津足球隊是中國足壇的一支老牌勁旅,但從職業聯賽開始以來,戰績一直不理想。擁有豐厚的人才儲備和較強號召力的天津隊,甲A十年只出了一個于根偉。由于每次聯賽排名較低,加上俱樂部在其它方面缺乏吸引力,國內當紅的優秀球員很少有人愿意到天津隊效力。當初吳承瑛曾架著雙拐到摘牌大會現場,求天津隊不要摘他,否則就退役。 天津火車站短短100米的地下通道里長期埋伏著幾個穿著工作服的人員,手里拿著“紅寶書”大小的小本本,只要見到有人抽煙,就上去亮出小本本,指著其中的某條,“罰十塊錢!”有人感覺受到了訛詐,死活不給。穿工作服者一句話不說,上去就推搡。旁邊的人很納悶,這是直轄市嗎? 福建商人林光在天津電力設備和建筑裝修行業打拼了16年。去年他聽從臺灣經理人的意見,打算讓中間管理層本土化。他將公司某項業務的管理層全部換成了天津人。在實驗的3個月里,管理層普遍效率低下,業務進展緩慢。最讓林從不安的是,老有人到他面前扯(天津方言:在人面前表現自己,打別人小報告)。本土化策略最終宣告失敗。 冷眼旁觀者從林光的身上總結出用天津人之道:不要交給天津人總攬全局的差事;十天要辦完的事情,得給他十五天;要讓他順氣,感覺是你讓他幫忙,而不是他在給你打工。 直到今天,林光公司的骨干全部來自南方。對此,他很無奈。 在天津,隨便穿入一個居民區,在狹窄的居民樓間道兩旁,總會發現有幾撥人圍在一起搓麻、打撲克,要不就是一個茶壺幾個碗,圍在一起侃大山。他們大都是下崗職工,但日子過得似乎很舒坦。 一個下崗工人在自家樓房前面用鐵絲網圍了個大籠子,里邊養著兩只孔雀、若干土雞、若干烏雞、若干鵪鶉。 玩嘛! 幽默的天津人、熱情的天津人、不屑權貴的天津人、慢騰騰的天津人、躺在過去的天津人,很多時候讓你什么都說不出來。 清末新政,天津因為距皇城近,得以成為李鴻章、袁世凱的試驗田,辦學堂、建工廠、轉移河北政治中心,舉河北一省之力中興天津。那時,北京是政治中心,而天津是經濟中心、新政中心。北京不想要的新政最終給了天津。 天津與北京,時空上的距離、心理上的距離、政治上的距離,始終撥動著二者敏感的心弦。 上個世紀50年代,在蘇聯專家的影響之下,北京首先對城市性質進行了徹底的革命,把一個工人階級僅占4%的消費城市,改造成為工人階級占四分之一以上的莫斯科型的大工業城市。1993年,北京的城市性質明確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現代國際城市”。但此時,在蓄意的或不經意的膨脹中,在計劃經濟時期和市場經濟時期一輪又一輪的擴張中,北京的城市病已近乎積重難返。清華大學曾昭奮教授說,北京目前的城市建設,實際上是在80年代的基礎上攤大餅,20年來“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由二環攤到三環、四環、五環,不僅越來越不適宜居住,而且已經非常不利于城市的經濟運行和行政運作。 事實上,北京一無石油,二無天然氣,三無鐵礦,四無高效低污染煤炭,淡水奇缺,污染嚴重。這種情況下還要把燕山石化公司的產量擴大一倍以上,像首鋼、啤酒等項目也是用水、電、煤的大戶。經濟的發展讓城市病更加嚴重。 天津人明白,當以工業聞名的天津遭遇首都的“經濟中心”定位時,爭奪中天津肯定會落下風。這也是很多天津人看誰都不服氣但又無可奈何的原因之一。 進入21世紀后,面臨各種難題的北京好像的確需要天津,而天津同樣需要和北京擺順位子。 事實上,提出很久的環渤海經濟圈,號稱將成為繼珠三角、長三角之后的中國經濟第三極,但在最近幾年的發展中卻讓人看不到迅速崛起的信號。 由京津領銜的環渤海經濟區成立于1986年,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密集區,但現在已經滯后于珠三角和長三角的發展。更令人沮喪的是,上海之于長三角、廣州之于珠三角都產生了顯著的“正拉動”效能,而京津對于環渤海則是“負拉動”——抽取資源與資金,卻沒有反哺區域經濟。 2001年10月12日,被簡稱為“大北京規劃”的“京津冀北城鄉地區空間發展規劃研究”通過建設部審定,該規劃的主持人是著名城市建設專家吳良鏞。 戴相龍非常重視京津聯合,并且很務實地談到城際交通。他說,北京與天津的領導在改進兩市之間交通方面有統一的認識。“關于項目我不好具體說,但是有一條,從北京到天津到港口,建成一條城際鐵路專線是必要的,而且正在策劃;再加一兩條高速公路也是必要的;北京到通州已經有輕軌,天津到港口也有輕軌,如果中間再有80公里連起來,就又有一條北京到天津的快速交通工具! 但是,正在為天津市的城市和土地規劃進行調研的中國社科院宋迎昌教授有個直觀感受:天津還是在按照自己的路子規劃,北京方面也是同樣。最明顯的例子是,北京市往西北發展,天津則向東南發展,兩個城市在做反向賽跑。 上個世紀90年代,北京市政府某位官員曾經在公開場合說:“把北京的火葬廠搬到天津還可以! 某民間公關公司在為天津做一個方案時,冒出一個大膽的想法:把北京的老字號都搬到天津,把天津發展成一個老字號的城市。 他們顯然不了解天津開發區的力量。 前不久,北京在選擇出海港口時,竟然舍棄了天津的深水良港,反而盯上了更遠的唐山港。 天津的熱情一直受到打擊。據說,在天津高層官員中,除戴相龍外,沒人愛提“京津一體化”。前幾年大家都在討論京津冀經濟帶的時候,天津某領導甚至在公開場合頒布了禁口令:只準說環渤海經濟圈,不能提“京津冀”! 而今,兩個城市依然熱衷于2010年規劃中的“國際大都市”夢想。同時,圍繞著北方產權交易中心,兩個城市的激烈交鋒已經開始。 一些天津人說,我們沒指望2008年奧運會能給我們帶來什么好處。言談之間,在感情上似乎他們很失落。 細心的天津人發現,一些奧運項目,北京奧申委可以將之放到青島,而對于眼皮底下的天津卻似乎沒有過多考慮。 “如果在以前,哪會有這種事?”他們說的以前,天津是北京富人們的后花園。 一位南方人到天津后驚呼:“這是天津嗎?怎么這么破?” “北京的七環已到廊坊,距離天津的三環已經不遠了。如果北京建成十環,不連也得連! 埋怨的分析中,透出一股酸澀。 對天津人來說,對逝去的一些東西表示尊重,實際上就是對未來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