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革與民企發展，單說其中任何一翼，誰都沒有異議。可是，當國企改革進入到產權層面，MBO漸行漸近，以致國企改革得不再是國企，爭議與質疑不可避免地隨之涌現。問題的核心是，在競爭性領域，國企（不論是絕對或者相對控股）有無可能自我完善，形成與民企一樣的生機與活力？答案若為是，那么必然糾纏國有資產流失的種種弊端；答案若為非，亦即國退民進是一 種必然選擇，那么更多值得探究的便是國企改革的方式、方法和途徑。

    10月24日，本刊舉辦“國企改革與民企發展”研討會，在這個平臺上，眾多知名專家學者推心置腹，縱論國企與民企的改革和發展大計。

    任何一種企業組織形態是不是有效，只能通過市場競爭來檢驗。中國的歷史選擇是，先放下企業性質之爭，把國企推到市場里參與競爭。國企進入市場以后，就面臨跟非國企的競爭，競爭帶來了新的變化。中國經濟由此也更加健康。

    民營經濟的崛起是中國改革進程中最具象征性意義的事件之一。

    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胡德平在會上強調，國企和民企，兩者異向、同步，做著雙螺旋的運動，都對國家民族做出了貢獻。要全面看待民企發展中的成績與問題。

    國企民企“雙螺旋”

    與前一階段大討論中雙方對待國企、民企非此即彼的態度不同，與會的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胡德平特別強調了兩者之間的聯系。

    “中華文化的根源是什么？中華文化的哲學是什么？就是任何事務，任何現象都包含一個同步、異向的雙螺旋結構。”“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實際上都對國家民族做出了貢獻，兩者異向、同步，做著雙螺旋的運動。否定哪一方面，都是既違反了經濟規律，又違反了中國國情，同時也是對我們中華文化不了解。”胡德平說。

    無論是社會輿論還是官方看法，近期都有很多對民營企業的指責，那么民營企業的弱點是什么？民營企業存在這種弱點的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這些都令人深思。胡德平認為，民營企業畢竟才發展了25年，也就是一代人的時間，西方社會資本的原始積累沒有兩三代人，甚至四五代人是完成不了的，民營企業資本原始積累的時間極不充分。這其中很多人的原始積累使用了違規的方法、打擦邊球的方法，違規當然是要追究的，但也必須承認這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現象。另外，民營企業做強、做大首先需要資源，但絕大多數的資源控制在國有企業手里，這也是民營企業存在不足的一個原因。

    在民營企業發展的過程中，有很多企業倒閉了，多少人吃了官司，更有甚者傾家蕩產，這都是市場經濟中民營企業發展付出的代價。胡德平呼吁，要全面看待民營企業發展中的成績與問題，“應該以愛惜中國的國力、財力的態度來談民企問題，簡單的斥責、責罵無濟于事。”

    在談到國企改革和民企發展的問題時，國家發改委綜合改革司司長范恒山也充分肯定了改革的成果，“不管存在多少曲折，不管其中有多少問題，但是總的說，國企改革是不斷深入的，是在朝著健康的大方向前進；民營企業也是一樣，從當年被消滅的對象，后來逐漸成為補充，后來承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再到黨的十六大確立了兩個毫不動搖，把民營經濟的發展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本身就是一種進步，表明了我們改革的成功。民營經濟的崛起是改革中最具象征性意義的事件之一，民營經濟的發展也是代表中國發展成就的最具象征性事件之一。”

    有一種看法認為民營經濟的不斷發展是以國有經濟的萎縮為代價的，但胡德平以浙江的例子反駁了這種說法：“現在浙江的國有資產規模已經成為全國第三，經營性的國有資產是全國第六。由于歷史原因，建國之后國家給浙江、福建的投資極為有限。但是，改革開放后，鄉鎮企業、合資企業、民營企業活了，無形中把國有企業、國有資產也帶活了。這一點正好說明了國企改革和民企發展的協調關系，這種規律與中國哲學思想是一致的。”

    數據顯示，1998年到2003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戶數從23.8萬戶減少到15萬戶，減少了40％；實現利潤從213.7億元提高到4951.2億元，增長了22.2倍；國有企業資產總額從14.9萬億元增加到19.7萬億元，凈資產從5.21萬億元增加到8.36萬億元。這表明，國有經濟并未因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而停滯不前。

    對于未來的發展方向，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局局長李連仲認為，對于國有企業改革，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一個比較好的方案，就是要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由原來的國有獨資向相對控股或者國有參股的形式過渡。通過這種形式，完善國有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形成多元投資主體，形成一種制衡的關系，這樣來達到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與會的幾位有關管理部門的人士都認為，民營經濟發展的大環境越來越好，特別是十六屆三中全會，從理論上、政策上把民營經濟所面臨的問題都解決了。范恒山認為，發展環境好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使民營資本進入一些法律沒有禁止的領域；第二，要使民營企業同國有企業和其他企業一視同仁；第三，要把民營企業做強、做大；第四，要切實保護私人產權。這四個方面，在美國也不過如此。他進一步強調，當前針對民營企業發展的問題不出在政策上、理論上，而出現在沒有扎扎實實地落實上，在理論政策和實際操作當中還有一段距離，這是要關注的重點。

    市場競爭優勝劣汰

    與官員們不同，經濟學家們更多看到的是國企和民企之間的差異。

    無論體制如何，作為企業，國企和民企的最終目的都是要有效率地創造價值。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張維迎說：“討論民營企業的地位問題，首先要考慮一下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之間究竟哪一個更有效率？”他認為，任何一種組織形態，它是不是有效，只能通過市場競爭來檢驗它，當給了它們平等的條件以后，哪些企業能夠活下去就是最好的選擇。在競爭的市場經濟當中，沒有效率的體制會被淘汰。但是在一些國家保護的領域，沒有效率的組織形態也可能在長期維持，因為國家可以利用一種強制的辦法，例如征稅的辦法，或者授予它壟斷地位和壟斷資源的辦法來維持它的生存。

    之所以國企和民企之間產生了一系列的沖突，關鍵是因為它們加入了同樣的市場競爭。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指出，“中國的國企改革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先把國有企業推到市場里參與競爭，這個市場就是由鄉鎮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早期的臺資、港資以及先改制的國企組成的市場。國企進入市場以后，就面臨跟非國企的競爭，競爭導致了變化。東西質量差、價格高就賣不動，政府就用資源來補貼國有企業，早年的辦法就是所謂財政補貼，然后是銀行貸款，后來是讓股市解決國企的困難，所謂吃了財政吃銀行，吃了銀行吃股市。現在股市沒什么好吃的了，就吃土地。直到最后什么都補不了，問題就發生了。因此，只要進行產品競爭，國有企業就會分化。除了少量壟斷行業，其他公司就無法適應競爭。”

    對于如何解決企業的激勵和約束問題，學者們觀點也不盡相同。周其仁認為，產品市場加上要素市場形成競爭后，企業家的人力資本在市場中非常有價值。“通過市場淘汰，國有企業中不適應的找資源補貼，補不了的破產、重組，但這一過程中也有少數成功者。它們成功的原因除了國家的支持、工人的努力，還有就是類似柳傳志、張瑞敏、李東生、潘寧這樣的一批企業家代表人物，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國有資產增值過程。由于人力資本是一種天然的個人私產，因此這些企業中自然包含了國有資本的和非國有資本的共同貢獻。”

    當第一代創業人仍然甘愿拿著國企干部等級的薪水時，新涌現的下一代接班人早已轉變了想法。“在要素市場上，國企要跟外資企業、鄉鎮企業、私人企業競爭，要出好的價，請優秀的人。可是如果連企業家自己的報酬都達不到市場平均水平，怎么出價？所以是競爭逼著要改制，不改就沒有競爭力。"周其仁說。"企業家對企業的資產形成做出了歷史貢獻，如果得不到承認，那企業家自有他的行為邏輯。”

    國有企業的改革過程經歷了政企分離的過程，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指出，當所有者和企業分開了，產權的缺位、錯位就產生了。無論是私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都一定要有嚴格的公司治理結構，這樣才能更好地用職業經理人來為企業做貢獻。可是在出資人缺位的情況下，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很難實現。因此，政企不分開，國有企業搞不好；政企分開，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仍然會面臨很大的問題。

    對于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問題究竟是經理人問題還是所有者的問題，張維迎認為，國有企業是所有者的問題。在西方，企業搞得越好，給股東賺的錢越多，經理人的位置坐得越穩。但現在很多大的國有企業搞得很好，總經理非常有改革精神，為員工設置了激勵機制，但是卻沒有人解決企業家的激勵機制。所以在國有體制下，經理人容易兩極分化，一種變成活雷鋒，另一類變成腐敗分子，沒有中間地帶，沒有能夠使得一個人為國家和社會做出貢獻的時候，同時自己得到比較好的報酬。“我們這個社會需要更多的君子，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現在做不到這一點，企業家要么就是圣人，要么就是小人。所以我們一定從體制上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張維迎說。

    顯然，國有體制本身無法解決激勵和約束的問題，產權改革因此無法避免。

    “國有企業改革初期，并沒有真正考慮國有企業的產權問題。只是單純地放權讓利，如承包制等等，但實踐證明這些辦法最多僅僅是一個止痛藥、強心針，沒有辦法解決國有企業長期的問題。"張維迎說。"但實際上，國有企業要真正地發展，必須解決產權問題。解決了產權，就要給予國有企業的經營者足夠高的激勵，這種激勵可以是獎金、年薪的形式，更重要是股權的形式。”

    國企改革與民企發展，單說其中任何一翼，誰都沒有異議。可是，當國企改革進入到產權層面，MBO漸行漸近，以致國企改革得不再是國企，爭議與質疑不可避免地隨之涌現。問題的核心是，在競爭性領域，國企（不論是絕對或者相對控股）有無可能自我完善，形成與民企一樣的生機與活力？張維迎認為，徹底的產權改革要改變控股方式。國有控股企業上市之后，產生了很多沖突，電信上市以后，價格調整問題在投資者和消費者之間產生了沖突，這個沖突沒有辦法解決。因此，未來要維持國家的控股地位，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很難建立。上市公司存在的問題，中小股民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問題，都與國有股份主導有關，一旦國有股份主導上市公司之后，上市公司沒有辦法規范自己的行為。

    方法和路徑之爭

    雖然對產權改革的方向沒有分歧，但過程中所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卻成了爭論的重點。

    “現階段不僅要考慮方向問題，而且要考慮方法問題。方向當然是市場化，但如果在民營化的過程中有大量暗箱操作和腐敗，那誰還會支持民營化？”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劉紀鵬說。“我們本來的改革設想非常好，老樹發新芽，新芽的比例不斷擴大，最后全流通之后，全部變成新芽，可后來政府把法人股市場關了，搞得現在這么被動，股市上國有股一股獨大，變成老樹蠶食新芽。”

    周其仁則特別強調了產權改革當中的困難：“在國企改革中，三個東西混在了一起：一是中國獨特的資產形成方式，要重新把產權界定出來，學術上、理論上還沒有現成的理論；二是腐敗，在企業改制當中，在純粹的腐敗和純粹按照貢獻分享股權之間有大量的灰色地帶，很復雜，所以民眾不滿，特別是在改革當中受損害的階層不滿；三是多數知識分子甚至包括很多經濟學家并不知道市場是怎么回事，并不知道企業是怎么回事。市場當中是有運氣的，這個運氣是按照產權分配的，長久在市場里，天上掉餡餅也有，飛來橫禍也有，長期看會互相抵消掉。很多人對這類東西陌生、不理解、恐懼，然后先入為主，認為這些餡餅都是搞鬼搞來的。這三個因素攪在一起，再加上一些人的不負責任和情緒化表達，問題就變得非常復雜。”

    而張維迎和華生則在MBO的問題上展開了直接交鋒。

    華生認為MBO不是企業改革的方向，只是在極個別情況下可以使用。目前的現實是，往往最優秀的企業沒有做MBO，而經營不好的企業大批地做MBO。“中國的MBO為什么不在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搞？統統都在國有企業和公有制企業搞，實際上就是專門對著這種所有制來的。但事實上，小企業沒有空間做MBO，大企業沒有必要做MBO。中國有一句話，寧當雞頭不當鳳尾，管理者有MBO的可能，誰不愿意把企業據為己有？所以，MBO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鼓勵MBO的文化是毀滅性的文化，是對產權的不尊重，現代企業制度不會這樣設計。”華生說，“從公平角度來說，國有企業出資人缺位，造成內部人控制。收購國有企業第一跟企業談，第二跟政府談，與企業談就是與現在的經理人談，他處在絕對有利的地位。因為信息不對稱，MBO的時候不可能公平，也不可能有效率。”

    張維迎則并不特別主張國有企業產權改革要實行一種特定的模式，而是應該允許各地根據情況來探索出一種可行的道路。“MBO是8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一種交易方式，主要是上市公司搞得不好，股東沒信心，這時候管理層開始回購這些股票，這實際是一種產權交易的過程。就像在股市上買股票一樣，只是這種交易方式很特殊。但如果將MBO理解為經理人盜竊國有資產的一種方式可能有失偏頗。MBO就是一種交易的方式，所以盡量不要把MBO和侵占國有資產畫等號。”

    對于MBO的實施過程，張維迎也認為當中有不規范的地方，應該通過完善程序來控制，西方經理人只要按照程序做了，就不會違反責任。政府應該加強在國有企業轉軌當中的一些程序控制，當然如果這個程序本身不合理，也要再改進。

    衡量得失

    針對產權改革中的腐敗問題，周其仁說：“侵犯工人利益，引起社會不公，當然要打擊，不打擊就沒有社會的基本秩序。”但是，這個問題又和承認企業家的歷史貢獻，推動產權改革混在一起，“所以改革要允許有一個實踐的過程，把兩者剝離開來，爭取兩個問題都能很好解決。”

    對于衡量改革成敗的標準，張維迎表示，從經濟學角度看，最理想的狀態當然是帕累托改進。但現實中可能還達不到這個標準，那么還有另外一個標準，就是社會總財富最大化。如果一項變革能夠使得社會總財富增加，或者說受益者所得足以彌補部分人受到的損害，這種變革就是正確的。因為不這樣做的話，整個社會就會被鎖定在無效率狀態。

    產權界定的過程需要實踐。“如果我們不能容忍這樣的實踐過程，要求任何事情一開始就做好，一點錯誤也不發生，一個誤差也沒有，那么結果就是走不出歷史。”周其仁說。“是有人在盜竊國有財產，因為國有財產很容易被盜竊。傳統公有制不改，資產被攫取的花樣百出，最后的命運就是被攫取干凈。只有改制徹底，攫取才最終失去土壤。叫停改制的戰略，不論主觀動機如何，實際效果只能是延長國資被攫取的時間、增加國資被攫取的機會和數量。正確的選擇，是堅持改制方針，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盡最大可能減少改制中的攫取損失。”

    但對于付出改革成本的這些人來說，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理性就應當建立在他們的痛苦之上嗎？對此，周其仁表示應設法補償：“適者生存，但不能說不適應的就完全不管，當然應該有社會救濟、社會保障，尤其對中老年工人。這不是企業的債務，而是國家債務。”

    “國家曾經承諾，全民所有制的企業工人終身有靠，現在做不到了，這是國家的一筆隱性債務，應該在國家的資產賬上劃出一塊來解決這個問題，不能拖泥帶水”，“比如現在這些壟斷性行業這么大的資產規模，去年中移動一家公司的利潤是588億元，把這個優質資產拿一塊補償下崗工人，這樣社會可以比較和平、比較和諧地度過這個轉型期”,“資產要放在經濟過程中才能增值，要動員有企業家才能，或者有這種潛力的人，運用這些資產在市場競爭中創造財富。然后考慮到公平，考慮到效率，考慮到社會的穩定，也考慮到法律逐步變化的權威性和適應性，逐步把歷史形成的包袱解掉。”周其仁說。

    回顧55年以來的經濟發展過程，張維迎說：“在過去55年里，整體來看經濟取得了相當不錯的發展，這主要是利用了后發優勢，包括發達國家創造的技術和管理。在前30年里，我們是通過計劃經濟動員國家資源，用國家積累的辦法，借鑒西方成熟的技術和管理來發展自己。到70年代之后，計劃經濟能夠利用的后發優勢的潛力已經消耗殆盡，這個時候我們開始改革開放。在過去25年的改革開放中，通過放松管制，利用民間的力量，給人們以更多的自由，這樣使得每個人都產生積極性去發展、致富，這時候我們利用了新的后發優勢，也是技術和管理的兩方面。下一步中國的經濟有沒有可能繼續維持比較高的發展？非常重要的就是能不能從技術上、管理上的后發優勢逐步轉到制度上、體制上的后發優勢。但如果沒有更深入的改革開放，特別是產權制度的改革，這一點是做不到的。”

    中國現在所處的是全球化競爭的時代，這個時代一個國家在國際地位上的地位、力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個國家的企業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力量，“如果沒有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中國企業是不可能在國際上有地位的。”張維迎說。他認為，從很多行業的發展趨勢來看，企業的整合非常重要，問題是誰來整合中國的企業？“現在有三個候選人，第一個國有企業來整合，第二個民營企業來整合，第三個外資企業來整合。過去25年改革的歷史證明，國有企業沒辦法承擔這個任務。過去限制民營企業的發展是為了保護國有企業，結果反倒是外資企業大規模、全面、全方位地進入中國，變成中國一支重要的經濟力量。”

    “如果不允許民營企業整合中國的經濟，國有企業又沒有能力承擔起這個任務，我們只能把中國未來的整合任務放手給外資企業，也就是在10年之后，我們看到中國市場上有品牌的企業，大規模的企業基本上都是外資企業。中國民營企業、國有企業，除了幾個壟斷行業之外，基本都是人家的二級供應商、三級供應商。”張維迎說。“所以，對待民營企業的態度，不僅僅是涉及民營企業本身的問題，而是國家利益的問題。某種意義上講，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是對國家未來發展不負責任的一種態度。如果我們不愿意讓國家的經濟命脈完全被外資企業所主導，就必須給民營企業創造很好的發展環境，無論是政策上還是體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