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周金融評論
趙力
前不久，國務院決定將深化農信社改革試點單位擴大到29個省區市。然而，錯綜復雜的農信社改革，并未鐵定從此踏上坦途。綜觀多方信息，8省市農信社改革實踐中仍然存在若干共性問題，亟須各級各部門同心協力，充分展示大智慧加以解決。
從首批試點的8省市實際運作看，無一例外都是省級政府強力主導，銀行業監管當局、人民銀行籌劃、實施。大至全省（市）農信社改革整體方案的制定、產權制度的選擇、組織形式的定奪，小到各縣級農村信用聯社清收不良貸款計劃、清產核資方案、注冊資本額度
的拍板，均由上級決定，而與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農信社員工，連參與討論的機會也沒有，只是被動地服從和執行。
綜觀農信社50多年來的歷次改革，每次都是初衷良好，但始終脫不了外力主導、行政推動的慣性，缺乏堅實的群眾基礎，最終都是虎頭蛇尾，甚至重回老路。
所謂鑒往知來。新一輪農信社改革試點要想功德圓滿，當須堅定地走市場化改革道路。
新一輪農信社改革試點暴露出來的第二個問題是急功近利。
概而言之，新一輪改革目標有二：一是堅持市場化的改革取向，重構管理體制，明晰產權關系，完善法人治理結構；二是增強為“三農”服務的功能，加大金融支農力度。用周小川的話說，就是堅持商業化原則，真正達到花錢買機制的效果。
但是回顧一年來的改革試點，我們發現在實際操作中上述改革目標已被簡化為“力爭盡快達標，早日拿到和兌現專項央行票據等資金支持政策”。而“達標”的關鍵所在，一是迅速提高資本充足率，二是迅速降低不良貸款比例。
改革目標短期化，必然導致操作行為短期化。為了提高資本充足率，行政推動，層層加壓，側重宣傳入股的好處，少談或不談入股的風險，在很短時間內就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增資擴股“運動”，某些省份甚至創造了日均擴股逾1億元的“奇跡”。而在增資擴股任務過大的地方，股金存款化，似乎也算不上什么秘密。
為了降低不良貸款比例，各地農信社不約而同地走起了捷徑———增加貸款投放，做大分母，稀釋不良貸款。據《金融時報》9月2日報道，到今年6月末，全國農信社各項貸款比年初增加2594億元，同比多增350億元；剔除中央銀行票據置換因素，全國農信社不良貸款實際下降4.06個百分點。據此測算，稀釋因素對不良貸款比例下降的貢獻超過3.5個百分點。數據漲落之間，依稀可見稀釋不良貸款“大躍進”的身影。
如此近乎飲鴆止渴的短期行為，豈不令人憂心忡忡？難道為了兌現央行資金支持政策，值得拿農信社的可持續發展，甚至拿農村經濟社會的長治久安做賭注來與央行博弈嗎？
行政化、機關化是本輪農信社改革試點暴露出來的第三個問題。
按照國發【2003】15號文件規定，農信社“不論采取何種產權制度和組織形式……都要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建立決策、執行、監督相制衡，激勵和約束相結合的經營機制”。
但是，公開報道顯示，8個改革試點省市農村信用聯社的理事長（法定代表人），有7人此前均系省市政府副秘書長，而非省級政府官員改任的省級聯社主任和副主任，則分別來自人民銀行、銀監局。
對于省級聯社的這種安排，筆者毫不意外。畢竟，改革后，農信社管理由地方政府負責。
問題出在下面。國發【2003】15號文件明確規定：“省級人民政府應堅持政企分開的原則……不把對信用社的管理權下放給地（市）和縣、鄉政府。”但在實際操作中，縣級聯社（農商行、農合行）高級管理層、尤其是理事長（董事長）和主任（行長）的配備，主要都是由當地政府拍板的。直接派政府官員擔任理事長（董事長）和主任（行長），即地方政府慣常稱謂的“一把手”、“二把手”，并非絕無僅有的個案，而且似乎還呈蔓延之勢。
看來，地（市）和縣（市）政府是把縣級聯社（農商行、農合行）當成政府機關了，并且循著管理下屬機關的固有思路在尋求對當地農信社的絕對控制。懷著這種想法推行農信社改革，完善農信社法人治理結構的預期目標大概難以實現。
由是觀之，學界對新一輪農信社改革可能“種瓜得豆”的擔憂，還是很有些道理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