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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飯店、餐廳、商場等公共場所的公廁對外開放將被寫入政府規章，《北京市公共廁所管理辦法》已列入今年立法計劃完成項目。重新修訂的公共廁所管理法規將適應現代社會增加不少新的內容，其中涉及的公廁不僅指國家投資建設的公廁，而是提出了飯店、旅館、餐廳等服務行業的公廁對外開放。
這一新聞披露后，引起了很多討論，但大家都是圍繞公權是否構成對私權的干涉進行
的，并且絕大多數人都認為這件事是政府濫用權力的表現。筆者認為，這種理解是片面的，存在著對政府立法行為的誤解，并且忽視了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政府可以通過立法倡導新理念
很長時間以來，強制力都被認為是法律的一個基本特征，認為法律就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通過法律程序來保證實現的社會規范。但是，近年來，法理學各種理論在表述各自觀點的同時卻不約而同地對“強制力”觀念予以弱化。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法律實際上是自下而上的同意性質的接受設計。在這種“接受式”的模式中，法律及法律制度的存在與實施的基礎前提在于“可接受性”，“強制力”則退居于輔助性的次要地位，它僅僅是作為偶爾制裁而出現于法律運行的整體設計之中。大多數人遵守法律主要是因為主觀上的同意與接受，而不是因為法律制裁力量的威嚇。
在上述觀點被越來越多地得到人們的認同的同時，表現在立法上，就是更多地出現了了一些引導性或倡導性的法律規則，以期在得到人們自覺接受的同時，對社會產生影響。如我國憲法第十四條規定“國家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第二十四條規定“國家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等等。就我國當前來看，依法治國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人們已經不再是被動地接受法律的強制，而是更多地尋求法律的支持。同時，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日趨完善，國家又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所有這些發展和政策，都要求法律應該更多更廣泛地體現出倡導性的促進性的規范內容，對法律的內容、作用、活動方式以及法律作用的范圍的理解都應該更加寬泛，法律的制定者應該在關注廣大民眾愿望意志的基礎上更加廣泛地采用立法手段，倡導先進和文明的理念，來推動社會的進步。
就公共場所的公廁對外開放這件事來看，北京市政府將其提到立法的層面上來行使政府的協調作用。就現代社會的法律應該更多地體現出倡導作用這一點來看，其科學性是有法理基礎的。只要這種立法不作強制性的要求，應該受到我們的歡迎。企業應積極承擔社會責任
長期以來，企業是否應當提供社會服務、承擔社會責任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以前人們一直認為企業惟一的社會責任就是增加利潤，創造社會財富，而關注社會問題則不是企業而是政府和非營利組織的責任。在這種社會思潮的影響下，絕大多數企業都不愿意承擔增加利潤之外的社會責任。然而，這一狀況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有了一些變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則有了很大的改觀。如今，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和中小企業關注并且承擔更為廣泛的社區、社會責任。現在，連《財富》和《福布斯》這樣的商業雜志在給企業排名時也加上了社會責任標準。
當前，中國絕大多數企業對于企業的社會責任還缺乏認識，對于增加利潤之外的社會責任意識不強。例如，在不久前北京舉辦的“跨國公司與公益事業”高級論壇上，數十家跨國公司積極參與，而國內的大企業，包括進入世界五百強的大企業卻無一參加。而在國內一些為貧困人口、殘疾兒童勸募的慈善活動中更多看到的是外資企業的身影，而少見國內企業的身影。中國的企業對于創造財富之外的社會責任或者還處于漠然視之的階段，或者處于抵制、反對的階段。要讓國內的企業將社會責任化為自己內在的行動，可能還需要一個長期努力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一個不斷啟發、不斷培育的過程。
實際上，目前很多飯店、餐廳、商場都逐漸開放了內部廁所供外人使用，因為商家們逐漸明白，開放廁所于己無損、于人有利，獲得了消費者的好感，樹立了品牌形象，最終還是有利于自己，像肯德基、麥當勞那樣開放廁所的商家就贏得了較高的社會聲譽。
廁所對外開放，看上去是一個小問題，實際上卻體現了企業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參與，體現了企業更深層次的社會責任，它透視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立法倡導行為應規范
政府有責任用立法倡導先進和文明的理念，但這種倡導不是一個泛化和簡單化的過程，至少應當滿足如下條件：
一、 從功利上看要利大于弊，并以解決突出社會問題為目標；
二、 對個人某種自由權利可能造成的限制為公共利益或集體利益所必要；
三、 這種倡導成為法律能夠獲得一定程度認為；
四、 科學民主的調查、分析、論證并以正當法律程序為保障。
其內容應主要定位于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和家庭美德等涉及公共秩序和社會安定領域。如對網絡安全的基本規制、自然環境保護和公共衛生方面的基本要求、文化領域的必要規制、公務人員的職業操守，對婦女、兒童、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的特別保護等。特別是在社會公德領域，可結合中國道德傳統，借鑒法、德、意、美等國家的一些做法，加強公德方面的直接立法，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治療冷漠和缺乏社會責任的心態和行為，維護公德和秩序，為弘揚道德風尚提供法律支持。
當然，法律不能強迫“高尚”，法律仍然只能是“倡導”，并且，這里的倡導也并非無條件，其基本前提就是對自身并無大礙，能為而不為，自己舉手之勞而對國家、集體和他人可能意味著重大利益。
僅有倡導還不夠，法律不但要鼓勵、倡導和確認高尚道德行為，而且在法律倡導與實施之間還應建立協調和銜接機制，以提供及時、有效的救濟和幫助，使善行有善果，形成對積極響應法律倡導的人的鼓勵和支持。比如，開放廁所帶來的費用，政府可給予適應補償，這種補償比另建與維護廁所的成本低得多，也能體現政府的主導責任。或者，對開放廁所的企業加以彰顯，比如允許在廁所的指示牌上，寫上企業的名字，讓企業獲得免費的“小廣告”，可讓企業在利益無損的基礎上，參與公共服務，逐漸形成潮流。這才是法律“倡導”所要達成的理想結果。：上海：經營場所超過2000平方米必須開放廁所
廣州：餐館冷對“衛生間開放”（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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