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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10年是我國經濟發展最快的10年，這里面宏觀經濟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我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三個政策：
第一個政策是，小平同志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構思，我認為把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這是一個很偉大的理論創新。其實，這是我在美國學習時一直困惑的問題。因為原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活多年，特別到美國以后也感到了計劃經濟效率低、活力差
等等方面的問題。可是，當時也感到計劃經濟本身有一定的優點，例如它可以集中力量做大事，整個社會比較公平等。如何能將二者結合起來確實是一個困難的問題。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后，我覺得豁然開朗，就是要用市場經濟手段來追求效率，用社會主義制度來保障公平。我覺得這個方向是非常正確的。
為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性作用，我們就要大膽學習國外市場經濟幾百年發展過程中積累下來的好的經驗、好的做法、好的組織方式和好的管理方式，并且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加以運用，這確實是一次思想的解放。我剛到美國學習時，連股票是什么都不知道，后來才逐漸明白，覺得股票市場也存在風險，對在中國能不能建立資本市場還存在疑問。小平同志使我們解放了思想，敢于大膽地學習國外的東西，現在不但已經有了股票市場、股份制公司，風險投資、期貨，等等，甚至金融衍生品都將在我國出現；另一方面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保證社會的公平和公正，特別是保障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這兩方面又是相輔相成的。如果不注意保障社會的公平和公正，分配差距越來越大，就會影響社會的穩定，最后也就談不到經濟發展的效率；反過來，如果只強調公平和公正，不注意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就只能在低水平下保障公平，很難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也難以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所以，我覺得小平同志這個理論創新是很重要的。經過十四大、十五屆三中全會、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10多年的摸索，可以說我國在探索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過程中取得了不小的進步。
第二個政策是，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1990年代前幾年我國發生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通貨膨脹率降下來了。但是由于政策沒有及時調整，加之經濟運行的慣性，又產生了通貨緊縮的危險。為應對通貨緊縮，從1998年開始（其實，根據我的分析，1996年就已經開始出現通貨緊縮的跡象了），我國就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當時對實行這個政策確實存在著爭論，因為全國人大剛剛提出來要實現財政收支平衡，消滅赤字，而積極財政政策學術上稱為擴張的財政政策，其主要措施就是增大赤字。盡管有爭論，但在當時多數人還是認為有必要實行這個政策。不過，我當時就提出，一定要看到政策的正反兩面效應，要注意把握好“度”，因此不大主張用“積極的”這種帶有明顯褒義的提法來表述這種財政政策。
這種政策的好處就是，可以通過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拉動鋼鐵、水泥等生產資料需求的增長，同時將工資收入轉化為消費，也能夠拉動市場需求，從而可以保持經濟增長速度不會降低，至少不會降低太多。但另一方面，這個赤字也就是政府所欠的債務，總是要還的，赤字積累越來越多，最后的結果就必然造成還債的壓力沉重。所以，當時我提出這種政策不可能長期實行，如果老是靠政府赤字來拉動經濟增長的話，在某些方面又容易走回計劃經濟的老路，而且有可能產生通貨膨脹的危險。
第三個政策是，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我國這些年來過多地重視經濟的增長，而對社會公平等方面關注不夠，特別是過分強調ＧＤＰ這一指標，似乎發展就是ＧＤＰ的增長，這就是制度經濟學家批判的所謂“增長就是一切，一切為了增長”的觀點。我在2001年就講過，增長是發展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惟一的因素，要慎言我國的ＧＤＰ30年趕上美國等。而且片面追求ＧＤＰ增長就容易忽視社會問題、環境問題、農村問題等等。我認為，在一部分政府官員中確實存在這種過分注重ＧＤＰ的觀點。我也多次呼吁要注意這種傾向，而且我也幾次講過，我國現在投資增長很快，一定要注意投資的效益。我在1997年政協全國大會上發言時講到，有效益的發展才是硬道理，不能把發展等同于增長，而且認為“增長就是硬道理”是不對的。我認為，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使我國的經濟政策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也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個更明確的解釋和發展。我覺得，它的影響我們目前可能還不能完全理解，但過了若干年之后，我們對此會有更多、更深的領會。
（以上據中國經濟時報記者楊良敏、李成剛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的專訪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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