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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張帆
在長治，呂日周曾提綱挈領地提出過許多針對干部的口號式言論，諸如：誰不帶頭，不讓誰當頭；誰不干，干誰；誰不改革，改革誰；誰不吃苦，苦誰；還提出誰不從嚴治黨，黨就從嚴治誰；誰不打掃衛生，打掃誰。曾提出尋找問題、發現問題、公開問題、解決問題和追究責任的五步曲工作法。曾提出抓住不落實的事＋追究不落實的人＝落實的公式。
然而，他光說說也罷了，關鍵是他真這么做了，破壞了官場現有的生態平衡和固有的游戲規則。于是，有人向上反映，說這種做法對民有情，對官無情；得了民心，失了官心。他的工作方式甚至被下級官員評價為簡單粗暴和一廂情愿。
呂日周看來，改變現行的一些規章制度及干部長期形成的作風，特別是轉變干部的作風是政府創造環境的關鍵所在，是這場革命的主題。
逼著官員做“小事”
三年前一位下崗工人向呂日周訴苦，說自己攔住一位領導想反映問題，可這位領導說：“那么多大事都管不過來，還能管你這小事？”下崗工人想講道理：“你學不學‘三個代表？’”這位領導火了：“你是什么代表？你能代表群眾？”這位下崗工人沒詞了，總覺得自己有理說不出來。
呂日周說，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無小哪有大？無少哪有多？無人哪有眾？只想發指示不想管民事的官是想以大代小，以抽象代具體，以說話代辦事。他們清楚，越大越抽象，越大越容易，越大越省勁，越大越不犯錯，想把具體的、難辦的事情推給別人去辦。越小越深入，越小越具體，越小越難辦，越小越費勁。可是他們忘記了“榜樣的作用”：上行下效；“體制的弊端”：上下同口徑（同半徑），這就造成了有的地方出現了傳達會議精神上下一般粗和落實會議精神上下一般細的現象。
在長治，呂日周就是從一封封的群眾來信，從解決一個又一個看似的小問題入手，解決了社會上一個又一個的大難題。
呂日周2000年2月13日到長治上任后的第二天，教育部門的工作人員就告他說，全市基本不欠教師工資。可是，到了2月15日，他就收到長治縣75歲的共產黨員李秋寶的上訪信，反映縣里欠他妻子（小學高級教師）10個月的基本工資4870元。后來還收到了不少反映類似問題的信件。經過調查，他發現欠發工資面大、量大。于是，在全市開展了解決拖欠教師工資的工作。從補發工資100萬元，一直追到補發400萬元。到了4月12日，下邊又報告說，全市拖欠教師的工資這次算全部解決完畢，于是以市委、市政府和名義召開新聞發布會，稱全市再不欠教師一分錢的工資。可是，到了5月9日夜，呂日周到沁源縣王陶鄉王陶村黨支書家調查，方知這個村學校的23名教師都沒有按時足額領到欠發工資。
呂日周了解到，該鄉是個比較富裕的地方，而教師的工資也已經由縣財政足額下撥到鄉，為什么不給教師發工資呢？他把鄉領導連夜叫過來，詢問為什么不給教師發工資？他們說不出任何理由。
一封信引出一波三折，其中反映出的官員弄虛作假之風讓老呂深思。他分析說，下級干部怕暴露問題，急功近利，甚至用弄虛作假的辦法把有問題弄成沒問題，把有問題糊弄成有成績，從一方面看是干部為討好上級，使上級不能以實事求是的標準評價干部，而使自己占便宜。但從另一方面看，弄虛作假掩蓋了舊體制帶來的多種問題，比如：舊的經濟體制帶來不能充分調動積極性的問題，舊的政治體制不能很好促進干部轉變工作作風的問題和舊的管理體制使制度框架沒有落實及制度落實沒有做到公開、透明、公正等問題。而后者產生的后果更嚴重、更危險。因為掩蓋了舊體制弊端帶來的問題，人們就很容易把體制的弊端看成體制的正確，也就認識不到體制改革的必要性。改革是危機導向，找不到存在的問題，就很難掀起改革的浪潮。
治懶官更要治懶制度
初到長治，不熟悉老呂的官員大都挨過批。
他曾經給一個干部布置了一個任務，過一段時間再問其落實情況，這位干部竟然反問老呂：你還沒有忘記？我沒有辦，我估計你也忘記了——我過去有這個經驗。
老呂說，他碰到類似的情況太多了。而當前制約和阻礙我們發展的核心就是由“懶”造成的。群眾懶是由黨員懶造成的，黨員懶是由干部懶造成的，干部懶是由班子懶造成的，班子懶是由一把手懶造成的。懶干部造成賴環境，賴環境造成了慢步伐。
但是現有的干部體制，其弊端正在于有裁判而沒有準確的度量衡。為之服務的大多數人并沒有真正的裁判權，大家心中有桿秤，可是只能稱出重量沒有用。于是，一些干部就利用這一體制性的問題，只跑官，不跑民；只享受，不吃苦；只應付，不實干。
當前最重要的不是解決用什么來評價干部的問題，而是要解決由誰來評價干部的問題。考核干部除在一定的領導職務范圍內的干部測評外，還應該增加普通群眾民主測評的內容。說到底，沒有從黨內民主到社會民主，就沒有徹底追究責任；沒有從黨內民主到社會民主，就不會有落實。新的干部體制誕生之日，就是干部對人民完全負責之時。
老呂思忖著這樣一個規律：他逼必然帶來自逼。而他逼能帶來加強領導，自逼卻能引發體制改革。
他對新聞輿論一直有一種特殊的偏愛。在原平時，他組織媒體辦過《讓全縣人民都知道》專欄，在朔州辦過《讓全市人民都知道》專欄，到省體改委還辦了《讓全委干部都知道》的監督黑板。來到長治，當他看到四平八穩的長治日報，充斥娛樂節目的電臺、電視臺，便決定對長治的新聞媒體做一次“大手術”。
他在長治工作三年間，每天凌晨5－6時之間準時閱讀和批示市報。就在上任第一年，他在早晨讀報后有50多次把報社負責人叫來討論監督問題，其中大多數是因為報紙監督不到位而受批評。
有人統計過，從2000年2月，長治日報第一次刊發批評稿件，到2002年10月累計開展監督1935次，而此期間，老呂給長治各媒體的批示意見共有597條，平均不到一天半就有一個批示。
于是，自從老呂來到長治，以前人們不太愛看的長治日報成了上至官員下到百姓的搶手貨。
老呂說，陽光才是最好的防腐劑，公開才是最好的手段。而敢于公開的前提是自己必須一身正氣，辦事不搞暗箱操作。在長治，老呂先后推出了十多項工作公開。
最重要的就是用人公開：通過公開選拔、公示、試用、末位淘汰、電視公開演講，常委會差額投票表決等新的用人機制，先后提拔26位同志到正處崗位，選拔民主副縣長9人，經全委會差額投票選舉選用3人到重要崗位。
此外還有花錢公開，一些地方創造了取消一支筆，實行會審、聯批、民評制的經驗；決策公開，對書記辦公會紀要、常委會紀要等進行登報；領導工作職責公開，領導干部下鄉吃、住、調研情況公開，包括領導干部與群眾公開對話也要公開；對干部職工的處分情況公開；抓不落實的人和事公開；各級各部門擠水分情況公開；辦事結果公開；領導干部住房、坐車、出差、看病、花錢、批條、用手機等情況公開。
老呂說，公開化最直接的好處就是斷了有些人的“三路”：即“官路”（跑官、要官、買官、鬧官）；財路（亂收、亂報、亂支、亂花）；玩路（下歌廳、洗桑拿、玩撲克、打麻將），并且端正了“三風”，即黨風、官風、民風。
2001年正月初十，長治市四套班子成員和十三個縣（市、區）委書記、縣長都到老勞模李順達、申紀蘭的家鄉──西溝，參加市委常委擴大會。會上，老勞模們提出：“人叫人干人不干，制度調動千千萬”；“人治沒深淺，法治有分寸”；“帶頭帶一時，制度管長遠”。
老勞模們的話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建立制度比轉變作風更重要，要把創造環境逐步引向創建新的、有效的“制度環境”中。
會后，長治市委作出了建立多種制度的決定。《中共長治市委關于實施“五大監督”的意見試行》于2002年1月21日在中共長治市委八屆二次全體會議上通過。正式以制度建設為內容，提出了建立以紀檢監察機關牽頭的黨政監督，以人大牽頭的法律和工作監督，以政協和統戰部牽頭的民主和民主黨派監督，以新聞媒體牽頭的輿論監督，以信訪部門牽頭的群眾監督等“五大監督”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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