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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認為最可貴的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經濟學家何止兩派，為什么只能非此即彼、二者只居其一呢？經濟學家看問題，應當實事求是，認為對的就支持，認為不對的就反對。
中國當前出現的種種腐敗行徑，主要并不是從市場化中產生的，而是來自部分官員濫用不受約束的權力。
改革，會受到某些有權力背景的既得利益者的阻礙，有時還會受到不明真相或另有他圖的人們的反對，因此決不是能夠輕易實現的。
本報記者 柏晶偉
2004年10月20日，北京入秋以后一個寧靜的夜晚，天色昏黃，街燈初上，似有若無的細雨濕潤了通往北師大教師宿舍的磚石小路。
吳家客廳的窗欞透出清黃的燈光。
這是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十分熟悉的地方。
為我們打開房門的是吳敬璉先生的夫人——周南女士，周老師一邊笑著把我們讓進屋，一邊回頭慢聲細語地對著餐廳說：“你可得快吃啊，客人都來啦——”我們并沒有見到吳老師。
吳敬璉先生和夫人前一天晚上八點鐘剛從上海回到北京，今天又在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開了一整天的會，在離我們約定好的七點十分的采訪時間還差半個鐘頭的時候，他才走進家門。
五分鐘后，吳敬璉來到客廳，在一束含苞待放的白玫瑰旁落座。眼前這位74歲的長者，神情怡然，看不出忙碌了一天之后的絲毫倦意。我們問，吳老師您怎么這么忙啊？吳敬璉把頭扭向夫人：“你說說，我都干什么了？”周南笑而未答。我們提出，得給您拍兩張照片。吳敬璉連忙整了整領口，又把花格子的休閑襯衫抻抻平，問：“穿休閑裝是不是太隨便了？好么？”
在這樣一位曾幾度陷入經濟學問題重大爭論旋渦的經濟學家面前，我們看不出任何焦躁的情緒，吳先生一如往昔，仍然不緊不慢地娓娓道來。
綠草青青，水波不興
……
2004年，中國經濟學界依然風起云涌。新年伊始，幾位自稱“非主流派”或“左派”的人士高舉起“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大旗，對他們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大張撻伐，他們把吳敬璉也編排進這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集團”之中，給他加上一大堆駭人聽聞的、但卻是完全莫須有的罪名。
盡管今年3月間中央領導已經就始于去年下半年的中國經濟是否過熱的爭論作出了“投資規模過大”、“貸款增速過快”、“物價上漲趨勢明顯”和“必須加強宏觀調控”的結論，但是，對于是否動用貨幣政策手段來進行調控，由于涉及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仍然在不同觀點之間爭得面紅耳赤。早就認為出現了宏觀經濟過熱、主要應用市場方法調控的吳敬璉自然不會避開這一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的爭論。
如果關于宏觀經濟的爭論基本上是屬于理論政策之爭，另外一些爭論就帶有更強的火藥味。
7月份，謗言又來自另一方面，幾位聲稱“反對平民意識”、力辯中國股市決非沒有規矩的賭場的“投資界人士”，借經濟學家董輔教授謝世的機會，重彈2001年股市大辯論舊曲，聲討吳敬璉，聲稱今天的中國股市滿眼飄綠、中小投資者血本無歸的困境，全是由四年前吳敬璉對“政府托市、國企圈錢”和“股市比賭場還不如”提出批評造成的。
在8月間，“非主流經濟學家”積極聲援這種批判。任職于香港中文大學和內地長江商學院的郎咸平教授“由案例而問題、由問題而主義”地批判“新自由主義”的“主流經濟學”和這種經濟主導下的國企改革而掀起了新的高潮。
思想無疆。吳敬璉曾經說過，改革迫切需要自由而切實地討論的學術氛圍和經濟科學進步賴以發生的良性競爭局面。他倡導惠風和暢、百家爭鳴的寬松氛圍和嚴肅、嚴謹、嚴格的學術規范。但從常理看，當如此變化不居、風云莫測的現實問題展現在你的眼前的時候，在別人的手指頭已經戳到你的鼻子前的時候，不由得你會蹙眉、會振臂、會高呼，這是一切正常人的正常態。
但是，吳敬璉對此，一笑置之。
他說：“馬克思早就說過，利益會把仇神召到戰場上來。至于知識分子，對現實的批判態度，本來就應當是這樣的。”
他的平靜令我們吃驚。
經濟學家要堅守獨立客觀的立場
據網絡媒體的分析報道，“郎咸平旋風”引發了據說是“倒郎派”的“主流經濟學家”和“挺郎派”的“非主流經濟學家”的大激戰。一些平面媒體則在睜大眼睛看“吳市場”究竟會站在哪一方，屬于哪一個派別。9月中旬，吳敬璉在深圳的一個討論宏觀經濟問題的論壇上對幾個涉及“郎顧之爭”的提問被一家報紙的記者整理成文，以該報專訪的形式公布了出去。吳的回答大致包括三層意思：（1）利用國企改制之機蠶食和鯨吞公共財產不是個別現象，應當對這種現象作堅決的斗爭；（2）對于郎教授指控科龍等一系列企業家盜竊國有財產，自己沒有調查研究，無法作出判斷；（3）不能同意郎教授關于“國企效率優于民企”、“國企不能退出”的主張。吳敬璉的這一平和求實的回答，遭到一些人的怒罵痛斥。“左派”網站發表文章說，這是“吳敬璉們黔驢技窮”的表現。北京一家官方媒體也發表文章，說吳敬璉既不全盤肯定郎咸平教授對一系列企業家的指控和對國企的主張，又不“拿出事實和數據來駁倒郎咸平”，是在玩“太極推手”，說是像吳敬璉這樣的學者只“樂于到企業做顧問或獨董”，“互相唱和跑跑堂會樂得屁顛屁顛”，而“對于真正關乎改革成敗，關乎國計民生的大問題，反而看到了但不深入去做，即使做了也是……從概念到概念，猶如隔靴搔癢”。
吳敬璉說，這種要求經濟學家“站隊”的“文革”式做法實在要不得，“決不能再用了。知識分子認為最可貴的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經濟學家何止兩派，為什么只能非此即彼、二者只居其一呢？經濟學家看問題，應當實事求是，認為對的就支持，認為不對的就反對。例如，目前不少‘管理者收購’（ＭＢＯ）的做法就有很大的漏洞，應當采取措施，加以彌補。這一點，過去包括自己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都一再強烈呼吁過，現在郎咸平教授再次把它提出來，當然不應以人廢言，而應當堅決支持。但郎咸平提出的‘政府退出可以，但國企不能退出’并把一切問題歸之于‘新自由主義’，主張用‘大政府主義’去加以糾正，我是無法接受的。另一方面，說即便公共財產被貪官送給了私人老板，也比放在政府手里爛掉強，我也是一貫反對的。”
吳敬璉說，每個人都是利益集團的代表，但要看是什么利益集團。經濟學家是為誰說話？“我認為經濟學家主要看他的觀點，不是代表哪個利益集團講話，不是哪個利益集團的代言人。”
經濟學家怎樣堅守其立場的獨立性和客觀性？
吳敬璉說，在這方面我們過去有很多教訓，經濟學家被要求跟著政治走。而經濟學首先是實證的科學。經濟學家首先要堅守的是實事求是地、按照事情本來的面貌說話。這個結論是我們經歷了40來年的曲折后得出的，也是像顧準這樣誠實的學者用生命為代價得來的。
“當經濟學家就要回到你的經濟學家的位置上來。經濟學家可不可以有其他的身份呢？在我看來，經濟學家也是公民，當然也可以從事其他公民有權從事的所有經濟活動。問題是這兩重身份決不能混淆。如果在以經濟學家的身份發表意見的時候是根據生意上的利益說話，不是按照事物的本來面貌說話，就失去了基本的職業操守。”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對過去的經歷進行反思的時候，吳敬璉就曾下定決心吸取自己以前由于“惟上”、“惟書”競至違背科學良知的教訓：一方面要從善如流，知錯即改；另一方面，當還沒有證明自己的認識是錯誤的時候，也不因“上”面講過或“書”上講過或者某種流行觀點的壓力而輕易改變。“所以我總是本著這種理念提出自己的主張。哪怕它不被認可和接受，也決不輕易放棄。”
正因為如此，吳敬璉在他的同輩師友和學生中間，有著上佳口碑。
我個人的生命同中國的改革事業聯系在一起
吳敬璉在他的著作里，在不同的演講場合，很多次提到英國作家狄更斯的這句話：“這是一個最好的時期，也是最壞的時期；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任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我們一齊奔向天堂，我們全都走向另一個方向”。
記者問他為什么總是記著這句話。吳敬璉說，在任何一個時代總有隨波逐流的人，但是一個社會總是還會有一些有點精神的人，做點事的人，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他的生命與他所處的時代休戚與共，骨肉相連。
吳敬璉一直很幸運自己能為中國的改革事業出一份力。他說，“我們這一代經濟學人有一大半的時間都是在各種政治運動中被批來斗去，或者充當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能夠趕上改革的偉大時代，得以學習現代經濟學這一人類文明的成果，并運用它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建設服務，是我的幸運。”
1954年，吳敬璉從復旦大學畢業進入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在那里度過了30年的時光。剛參加工作不久，就趕上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接著“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在歡欣鼓舞之余回過頭來觀察中國經濟的實際，他禁不住感到困惑：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上光昌流麗圖畫的差別何其巨大。例如，按照教科書的說法，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條件下，由于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作用，國民經濟必然會無危機地高速度發展。但在實際生活中，我們的生產卻是一時多了，一時少了，經常出現巨大的波動。斯大林去世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對斯大林的理論和政策遺產進行反思時，吳敬璉開始對從蘇聯教科書中學到的經濟學理論提出了疑問。當1956年聽到毛澤東《論十大關系》講話的傳達時，吳敬璉衷心地認為，毛以自己敏銳的眼光洞察了事情的底蘊。毛澤東在那篇講演中集中批評的蘇聯體制權力和利益過分集中的弊病，這同吳敬璉自己在實際生活中觀察到的現象完全吻合。因此，他滿懷熱情地參加了根據《論十大關系》講話的精神和1956年5月“全國體制會議”的決定，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的調研準備工作。吳敬璉奉派參加對機械工業、輕工業、紡織工業和冶金工業企業的調查和對財稅改革方案的研討，從此開始了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問題的研究。
從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在保持蘇聯式的計劃經濟的基本框架或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對這種體制作些改善。吳敬璉將其概括為，改革在兩個方向上展開：一個是擴大地方政府和生產單位的自主權，加強物質刺激和對價值規律的“自覺運用”，以便為命令經濟注入某些活力；另一個是不斷進行“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批判資產階級”，以便動員群眾的“革命精神”去實現國家的目標。這兩種做法交替使用，而對吳敬璉來說，則在兩種思路之間搖擺。
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反右派”運動和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的浪潮，使研究工作不能繼續下去了。許多人都會記得吳敬璉對自己這段學術經歷的回顧，也總是為他的坦率而感動，這是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的自贖式的心靈告白：“我父母雙雙被打成右派，我自己被定成‘中右’，我只有懷著力求滌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革命派’‘原罪’的心情，努力去跟上愈來愈‘左’的政治形勢。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在1960－1964年期間寫了好幾篇所謂‘符合政治方向’的論文，其實只不過用尋章摘句注經解經的方法來為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作多少帶有‘理論色彩’的說明。”后來，吳敬璉對這一時期思想進行了批判性分析。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徹底中斷了經濟研究所的工作。在黑暗時期的干校“牛棚”中，吳敬璉與顧準成為忘年交。他們冷眼觀察”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瘋狂表演，以世界歷史的發展為背景，對近代中國人走過的道路，特別是新中國成立20年的經歷進行了認真的思索。通過這種反思，吳敬璉對所謂“行政社會主義”的社會實質和政治經濟后果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認為沿著這條路子走下去，勢必走到“封建社會主義’、“東方專制主義”之類的邪路上去。
帶著這些思考，1977—1978年，吳敬璉參加了于光遠教授等發起的“按勞分配討論會”，試圖在社會主義所有制關系、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按勞分配、企業經營機制、知識分子的地位與作用等問題上進行探索，尋求進一步改革我國經濟體制和富國強民的道路。
1980年初和1981年春，波蘭改革派經濟學家Ｗ·布魯斯和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經濟改革的主要領導人Ｏ·錫克先后來華講學，帶來了東歐改革經濟學的新鮮思想，給中國改革者以很大的啟示。特別是他們不約而同地強調指出，任何一種經濟體制都是由一系列互相聯系的經濟關系組成的整體，每種體制都有自己邏輯一貫的運行規則；經濟體制改革既然是由一種經濟系統到另一種經濟系統的躍遷，零敲碎打的改革不但不利于實現這種變革，還會引起經濟運行的混亂。這促使吳敬璉和他的一些同事把研究重點轉向不同經濟體制的比較和不同發展戰略的比較。
1983－1984年吳敬璉到美國耶魯大學做了三個學期的客座研究員，一方面在耶魯大學的社會政策研究所做“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另一方面對現代經濟學進行集中的補課。
回國后，吳敬璉加入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前身之一，從此開始了政府咨詢機構的工作。其間，他參加了1986年國務院領導提出的“價、稅、財配套改革”的方案設計工作，并成為與“企業改革主線論”主張不同的“整體改革論”的主要代表。并在80年代中期比較明確地提出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必須走出放權讓利的怪圈，走市場取向的改革之路的思想。
當時，吳敬璉的思想主張時常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反對。一方面是反對市場經濟的人們，他們堅持認為，計劃經濟才是中國走向富強的必經之路。他們對吳的責難是”迷信市場“；另一方面是改革陣營的某些朋友他們認為只要實現產權改革就會萬事順遂，他們對吳的責難，則是“理想主義”、“保守僵化”等。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改革時期。關于建立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甫一確定，觸及工商企業和財政、金融、外貿等的全面改革開始了，需要研究的新問題層出不窮。吳敬璉開始更加深入地研究國有企業的公司化改革、現代金融體系的建立與國有銀行的改革、新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中小企業及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等問題。從90年代初期開始，他較多地將注意力轉向民營經濟。每一年，他都要到各地考察民營經濟的發展情況。2004年春天，他繼1998年的浙江調查進行了又一次大面積的深入調查。
近年來，改革過程中的不公正現象和腐敗行為愈演愈烈。這促使他思考腐敗的根源問題。他和一批同事在1988年組織了關于”尋租理論“的討論，呼吁通過改革鏟除“權力攪買賣”的滋生尋租活動的土壤，建設指向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場經濟體制。
在世紀之交，他進一步提出：中國的改革不但要回答“要不要市場經濟”的問題，還要回答“要什么樣的市場經濟”的問題。“現代市場經濟不只應該有一個完整的市場體系，商品和服務市場、勞動力市場、經理市場、土地和自然資源市場、資本市場等都應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而且這些市場的游戲規則應當清晰透明，政府的行為和私人行為同樣應受到法律的約束，或者說應該實行法治的市場經濟。”
還是要堅持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
據吳敬璉的跟蹤分析，1998年以后，中國腐敗問題更加嚴重，幾乎成了一股頂不住的風潮。
“當初您想過市場經濟是這個樣子嗎？”我們問。
“大約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我們一批參與改革的經濟學家愈來愈認識到這種危險。80年代中期，主要是“官倒”們的商品尋租的問題，1992－1994年是信貸和土地尋租問題突出了。我們當初設想的，通過有規則的市場的建立，就可逐步得到解決。例如，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商品市場放開了，商品尋租問題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決。但是由于行政壟斷權力遲遲不肯從市場退出，土地、信貸等要素尋租的問題實際上到現在也沒有解決。”
不僅如此，在1997年中共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后，國企改革進入關鍵時期，某些有權力背景的人又利用手中不受約束的權力上下其手，使一些人得以侵吞公共財產和剝奪大眾以自肥，成為豪門寡頭。
吳敬璉說，不少人以為搞市場經濟了就可以獅子大開口、名正言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這些人是新時代的于連。于連們，為反對舊統治的壓制要起來反抗，但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不擇手段。這些人是大變革時代的產物。
事情很清楚，中國當前出現的種種腐敗行徑，主要并不是從市場化中產生的，而是來自部分官員濫用不受約束的權力。所以，在吳敬璉看來，出路在于堅定不移地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而不是回到命令經濟。
吳敬璉說，這也正是他不能同意郎咸平教授實行“大政府主義和中央集權”的原因。
改革，我們還在過大關
吳敬璉在2000年出版的《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一書，直到今天仍被許多人爭相閱讀。他在四年前說過，十五大以來，我國在理論和政策上都有重大突破。現在關鍵是貫徹落實。在當前的改革中，我們不但要解決計劃經濟中形成的制度問題，還要解決過去20年放權讓利過程中形成的制度問題。不能拖，越拖越被動。必須橫下一條心，厲行根本性的改革。他說，目前在經濟改革方面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有五個：
其一，要加快推進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改組和國有企業的公司化改革。在國企改革中，金融領域的國企改革最落后，也最危險，必須加快推進。
其二，盡快解決私營企業的國民待遇問題。對私營企業的歧視性待遇，正制約著其健康發展。比如說，現在民營企業可以自營出口了，但其門檻比國營要高好幾倍，這不符合十五大的精神。給民營企業以平等待遇并不是一種生產力不發達條件下的權宜之計，而是至少100年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制度所要求的長期政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只應取決于這種經濟成分對生產力發展、對國力增強、人民生活提高所起的作用和所作的貢獻。
其三，加快建立新社會保障體系的進程。十四屆三中全會確定新社會保障體制的基本原則至今已經11年，可是無論城鄉，新體制建設的進度都十分遲緩，這是十分危險的。拿城鎮居民（包括所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來說，主要是在老職工的社會保障基金補償上。老職工在他們工作的歲月里已經通過“低工資”制的形式向政府上繳過自己的社會保障基金，現在他們從政府取得補償，也是天經地義、合理合法的。切出一塊現有國有資產補償政府對他們的歷史欠帳，是一種最簡捷易行的辦法，應當促其實現。
其四，市場經濟的支持性系統亟待建立。現在金融系統的市場化程度很低，與市場經濟的要求相去甚遠。市場經濟不是面對面，一手錢、一手貨的交易，必須依靠信用。因此信用問題生死攸關，而現在信用體系尚未建立，以致失信現象極其嚴重。
其五，要確立公正透明的游戲規則，要確立法治。要使老百姓知道自己擁有哪些權利，并使他們有足夠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利。要讓官員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依照法律行使自己的職權，并受到法律的監督。
吳敬璉說，所有這些改革，都會受到某些有權力背景的既得利益者的阻礙，有時還會受到不明真相或另有他圖的人們的反對，因此決不是能夠輕易實現的。
記者問他，改革的大關還能過得去嗎？吳老師笑著說：“這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主要得靠你們啦……”
尾聲
吳敬璉說過：“當我們作為時代的幸運兒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的時候，不應忘了還有許多平民群眾，他們甚至沒有得到應有的平等機會去謀求體面的生活。當看到一些生活無著的下崗職工拿著自己的微薄積蓄無奈地投身于極不規范的股市而沒有別的出路的時候，我們不覺得自己有責任為他們做些什么嗎？”
這段話出自2001年初春，是對他的“投資界”批評者的答復。盡管有人為了他對權力操縱的中國股市的批評言論給他戴上“缺乏專業化的理性精神”、“感情化的平民意識宣泄”之類的帽子，還有人斥之為用幼稚的道德標準評價復雜的經濟活動，然而，無人能否認吳敬璉的真誠。
人因為真誠而變得可愛，因為真誠而變得簡單，因為真誠而變得透明，因為真誠而變得可敬，在這個普遍缺乏信仰和公信度又善于遺忘的國度，吳敬璉和一大批真誠為大眾的根本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經濟學家的出現，是國家民族之福。
“書生報國無長物，惟有手中筆如刀”。我們衷心祝愿這些真誠、正直的經濟學家在未來的歲月里，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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