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王彧
這個十年，中國的對外開放實際上是伴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市場經濟的建立而進行的。
中國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漫漫長路在進入1990年代中期后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坐
在世貿組織觀察員位置上的貿易大國——中國，處境尷尬。龍永圖曾用“非常非常糟糕”來形容他坐在觀察員位置時的心情，因為當所有的其他成員發完言之后，沒有人再發言的時候，才能夠讓觀察員發言。相信當時作為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特別助理的劉光溪心情也不會很好。正是劉光溪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第一次簡稱為“入世”。隨著中國入世談判的加緊進行，中國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發育也進入了快車道。劉光溪稱，“入世”實際上就是“入市”，就是融入市場經濟主流，加快經濟體制轉軌，確立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主體地位。中國入世之路也正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之路。劉光溪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入世使中國由改革推動的開放慢慢邁向了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時期。從過去那種以權力為本的政府主導型開放轉變為以規則為準的市場主動型開放。
由有限的開放轉向全方位的開放
中國在爭取加入世貿組織的進程中，市場經濟也在發育和形成中，如政府職能的轉變，壟斷的打破，外資引進等等。無論是行政體制改革、法治構建，還是中介組織的完善、對外開放措施的制定，都圍繞著如何培育和建立發達成熟、運轉靈敏、調控有效的市場經濟來進行。
而在此時，中國最需要的是什么？用劉光溪的話說“是制度創新。制度創新并建立相應的以法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體系，是應對ＷＴＯ最有效的制度保障”。
“當時在談判工作中，我們既要跟美國和其他各個國家談判，又要跟我們的各個部委談判，我曾經給這樣的談判提了一個叫法，叫‘雙重談判’。在雙重談判中，我們這些貿易談判者往往被兩面夾擊。”
“當每一個做官的人，在自己手中掌握的權力既沒有責任約束、也沒有相應的義務來對應的時候，他怎么可能把自己這種難得的權力還給我們的社區，還給我們的大眾，還給我們的企業，還給我們的市場？異常艱難。”劉光溪把“中國政府職能的轉變和行政法制化問題”稱為“哥德巴赫猜想第二”。
盡管如此，他還是認為，中國入世之后“有得有失”。首先，中國終于在加入世貿組織前后學會了什么叫真正的政府職能轉變。其次，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后學會了什么叫“產業結構調整”。第三，中國終于對貿易、外資這兩大市場的“支點”有了清楚的認識。第四，中國學會了利用世貿組織的規則，合理保障、保護企業自身的權益，學會了反傾銷和利用其他保障措施。第五，中國終于學會了與整個世界的平等對話。與此同時，中國開始慢慢失掉了計劃經濟的束縛；失掉了官僚經濟和權力經濟；失掉了壟斷、官倒、權力的尋租、個別政府官員的不依法行政。
到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后，對外開放格局出現了重大轉折，劉光溪把這一轉折概括為五個方面：由過去有限范圍、局部領域的開放，轉向全方位的開放；由以往以試點、試驗區和特區為基礎的開放，轉向ＷＴＯ框架下的整體推進的開放；由以往以計劃控制和政府主導型的開放，轉向以市場經濟和民間主導型的開放；由以往廉價勞動力、自然資源和生產制造為導向的合資、合作型的經濟開放，轉向以資金、技術、管理、市場和服務生產導向的并購型的多元開放；由以往自我單向的對外開放，轉向按世界經濟發展普遍規律的雙向開放。對外開放格局出現這五個重大轉折，標志著中國由改革推動開放邁向了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新階段。
后ＷＴＯ時期的應對
入世后，中國按照國際市場的游戲規則與世界各國建立更密切的貿易往來和其他經濟聯系。中國政府漸漸取消對外商投資的政策壁壘，在涉外經濟政策、法律法規、經濟體制等方面，也更具透明性。中國的龐大市場和投資環境的改善，已經吸引越來越多的投資者。
關于“后ＷＴＯ時期”中國經濟的發展，劉光溪對記者說，所謂后ＷＴＯ時期從時間概念上有兩層涵義：一是指中國加入ＷＴＯ過渡期最后幾年；二是指全部過渡期結束后的一段時間。從后ＷＴＯ時期的背景概念來講，即隨著中國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在日益開放的環境下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推進經濟發展，這其中涉及一系列諸如改革與開放、開放與安全、內貿與外貿、內資與外資、雙邊與多邊、內需與外需等等方面問題。
“ＷＴＯ不是萬能的，ＷＴＯ歸根結底是一個相對松散的、以游戲規則和成員驅動為基礎的國際經濟俱樂部。它既不是一個自行決策、自行制定規則的權力組織，也不是一個具有絕對法律強制力的‘國際法院’。ＷＴＯ的作用和職能發揮，完全取決于成員政府的尊重程度，其命運掌握在各成員政府的手中。”劉光溪認為，能否讓履行承諾的實踐，化為推動國內改革深化的驅動力，并不完全在于ＷＴＯ和開放本身，而在于國內改革進程能否有與之相配套的具體步驟，在于改革的觀念和力量能否對開放事業的發展，做出及時的回應，與之俱進。
后ＷＴＯ時期中國正面臨這樣的問題。劉光溪說，中國在后ＷＴＯ時期不應單純依靠貿易，依靠外資的引進來繁榮經濟，而是要有相應的制度創新，有深層次的改革，比如產權制度改革、金融配套措施的改革等等。出口導向、外資主導的高速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內體制改革與結構調整的壓力，所以說如何處理開放與改革、開放與安全的關系是后ＷＴＯ時期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如果國內改革，特別是市場經濟的制度創新步伐嚴重滯后于開放的速度，那么就會造成與開放不匹配的系統性風險。
“擴大內需的驅動力，建立龐大的、有較強自我循環能力的國內市場，對中國這樣發展中的大國經濟來說，是根本的根本。”劉光溪說，不能用外向型經濟支撐的高增長來掩蓋我們自身的結構調整問題、產權制度問題、三農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等等，不能用對外開放替代對內改革的舉措。如果沒有國內良好的制度設定、便利化的生產流通體制以及發達的軟硬基礎設施與之配套銜接，貿易自由化的舉措是難以發揮其應有作用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