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中國需要重建社會信用體系
社會信用體系是一個龐大的系統 , 它至少包括 3 個方面：第一 , 規范、約束信用行為的法律體系；第二,促進企業和個人自覺履行承諾的誠信體系；第三,幫助債權方判別交易對象信用狀況、違約風險、降低信用交易成本的征信體系。這三個方面構成了社會信用體系的主干。姑且不論政府和企業的信用,我們僅從社會征信體系的角度出發就可以看出中國銀
行業現在的危局 , 恰恰是社會誠信喪失的濃縮。迄今為止,盡管與信用建設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已經頒布 , 譬如《商業銀行法》、《公司法》、《合同法》、《票據法》等,一大批條例、規章等法規也相繼出臺 , 但總的來看 , 中國信用法律體系還遠未確立。
第一 , 目前中國的法律體系缺乏對政府自身的有效制約 , 盡管目前《行政許可法》的實施讓我們看到了一絲曙光,但亂設行政許可的現象無處不在 , 私人部門保障財產、自由乃至生命的權利受到損害的案例時有發生。導致法律體系效率欠佳的最重要原因,不是立法、司法和行政權力之間的相互制衡 , 而是上一級行政權力對下一級權力的制衡 ,政治文明和經濟現代化之間的鴻溝因此日深。
第二 , 企業和個人缺乏契約精神是目前中國社會誠信體制遠非完善的集中體現。國有和外資銀行在中國不同地域及城市的經營狀況,直接體現了這些地區誠信和守約水準對銀行業風險的重大影響。在浙江杭州等城市,國有銀行、城市商業銀行等產權結構、治理結構不甚完善的各類銀行經營績效都不錯 , 而在社會信用水準不良的一些城市和地域,即使是產權清晰、治理結構完整、風險管理能力較強的外資銀行 , 也同樣面臨嚴重問題。銀監會披露的情況是 ,一些外資銀行的不良貸款率較高, 超過 20% 的有 24 家 , 超過 90% 的有 7 家。因此 ,增強政府和企業的信用、降低其違約率和違約損失率 ,是商業銀行獨自難以解決的問題 , 必須借助社會信用系統來實現。
第三 , 如果說法律體系和社會誠信體制是中國銀行業難以獨自確立的,那么銀行信貸征信體系的匱乏就進一步加大了銀行業的風險。目前國內許多商業銀行對貸款的評級普遍采用傳統的“打分制”評級方法,這種方法淡化了信貸員的責任。中國目前大部分商業銀行的信用分析技術重貸款企業盈利能力而輕企業關聯交易 , 重資產規模而輕資產質量,同時也缺乏對企業現金流和長期償債能力的分析等。
二、中國銀行業的風險和征信體系建設
顯然 , 法律、誠信和征信體系的重建 , 決定了中國社會的影響究竟能經久長存 ,還是僅僅曇花一現。如恩格斯曾經說,“現代政治經濟學的規律之一就是：資本主義生產越發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為它早期階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騙和欺詐手段……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場上已經不合算了 , 那里時間就是金錢,那里商業道德必然發展到一定的水平 , 其所以如此 , 并不是出于倫理的狂熱,而純粹是為了不自費時間和辛勞。”社會誠信所能創造的財富, 決定了它本身就是財富之母。
當然 , 法律和誠信兩大體系不是銀行業所能建設起來的 , 但銀行業在社會征信系統的建設方面 ,還是可以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第一 , 在國外 , 信用文化作為企業文化的一部分,已被銀行每一位員工所接受。新員工特別是客戶經理、信用分析師和貸款復核員在開始工作之前都要經過嚴格的培訓,要充分掌握信用分析的技能和評級的標準。而中國銀行業迄今仍然不能清醒地認識到,個人必須為其行為支付道德乃至法律上的對價是風險文化的精髓 , 日前虛化個人責任的集體負責制恰恰是無人對過失負責。
第二 , 貸款合同作為控制風險的法律依據 , 除了統一規范的合同文本以外 , 還包括針對不同項目制訂的貸款契約附加協議,而貸款契約附加協議在防范和控制金融風險中的作用很關鍵。而國內貸款合約的法律縝密度明顯不足。
第三 , 國外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是經過長期的積累而總結出的科學的組織結構和流程。在信用風險管理上,國外商業銀行已經開發出許多先進的模型。比如摩根銀行開發的 CreditMetrics 模型,是基于貸款違約率和風險等級轉移矩陣的模型 , 瑞士第一信貸波士頓銀行推出的CreditRisk+模型是基于貸款違約率和違約率波動性的模型。目前人民銀行開始新設社會征信局 , 展開信用體系建設,商業銀行也加速改制并努力完善信貸征信管理 , 但社會信用水平的提高 , 尤其是政府和企業違約率的控制,仍然是非常艱難的工作。
第四 , 目前新巴塞爾資本協議提出了兩類辦法處理信用風險：一是標準法 , 二是內部評級法。標準法使用對象是復雜程度不高的銀行,風險管理水平高的銀行則可采用內部評級法。對風險更敏感的資本充足率協議將帶來一個更安全、更堅固和更高效的銀行系統。盡管中國銀行業暫時不考慮采取新協議框架,但到新巴塞爾協議過渡期結束之后 , 如果還不能使用內部評級法 , 中國銀行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就將處于競爭劣勢。
中國銀行業風險可以視為社會信用程度欠佳的一個濃縮 , 作為中國政府、企業和民眾對此都負有責任。以哈維爾的話來形容,就是“我們大家多多少少對此負有責任 , 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僅僅是這部機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運行,我們每個人都曾出了一份力”。換言之 , 中國社會征信制度的缺陷和不良資產的高企 , 是我們共同“踐蹋”的結果。
三、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從何重建？
法律、信用和征信體系這 3 個維度 , 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未來的命運 , 這已經不單純是從經濟運行的功利角度而言,而是從社會生活能否持續改良而言。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肯尼斯.阿羅曾說：“沒有任何東西比信任更具有重大的實用價值,信任是社會系統的重要潤滑劑。它非常有成效 , 它為人們省去了許多麻煩 , 因為大家都無需去猜測他人話的可信度。不幸的是,這不是一件可以輕易買到的商品。”要讓政府行政部門受到法律的制約 , 讓私人部門能在法不禁則行的精神下蓬勃創新,要讓企業和個人具有良好自律的契約精神 , 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建立一個可以預期的、穩定的、透明的社會制度已經十分艱巨；更艱巨的是,中國人傳統上是有道德的 ,《中庸》中說 ,“誠者天之道也 , 誠之者人之道也”。《論語》中也說 ,“人無信不立”,“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而如今 , 傳統道德卻面臨如何重建。離開道德 , 市場經濟不過是建立在流沙上的片刻華麗。
鑒于問題的復雜性 , 撇開法律和信用不談 , 我們僅僅討論以銀行為主導的社會征信體系的重建問題。
第一 , 目前中國社會征信工作雖然已起步了 4 年多 , 但收效不彰。繼 1999 年上海市開展個人信用體系試點后,各省市紛紛開始建立本地區征信體系 , 歸納起來主要有上海、浙江、武漢、北京 4 種模式。
上海模式可歸納為政府推動 , 市場運作 , 其建設手段是：
1、先個人后企業。上海個人和企業征信體系建立分兩個階段推進。
2、先同業后聯合。上海市發展個人信用聯合征信體系從采集銀行信用信息起步 , 向其他信用領域延伸。
浙江模式可歸納為政府主辦 , 政府指導。其建設手段是：
1、制度先行。浙江的信用立法工作較為超前 , 順序是強化政府信用 , 提高企業信用 , 推進個人信用。
2、鑒于企業信用不良問題很突出 , 浙江從企業信用入手開始建設企業信息查詢系統。
武漢模式可歸納為政府參股 , 市場運作。主要做法是由政府投資建設個人信用聯合征信網絡系統,連接銀行、公安、稅務、房地、房改資金中心等部門現有局域網絡的有關信息 , 構建個人信用信息交換和處理系統。
北京模式是自發建立 , 市場運作 , 收效不明顯。
第二 , 人民銀行目前已代擬起草《征信管理條例》 , 對征信機構運營的各個環節,包括信息的收集、保存、加工和產品出售做出規定。通過對重要環節的規范 ,確保征信信息的真實、完整。同時在央行內部專門設置了社會征信局, 相信這將對化解銀行所面臨的整體信用風險有好處。就社會征信而言 ,可能需要在以下方面加以注意：
1、建立信息共享，提高征信技術的標準化水平。目前國內各地征信系統的分割比較嚴重 , 征信行業標準化建設相對滯后,這很可能使我們通過強化征信系統化解銀行業風險的努力事倍功半。
2、信貸征信系統是促社會征信發展的重點。在大量的征信信息中 , 銀行貸款記錄占 90% 以上,這種情況已被國外征信實踐所證實。
3 、央行推進信貸征信系統時,以企業征信系統為重點。全國銀行信貸征信系統由企業信貸征信系統和個人信貸征信系統組成。全國企業信貸征信系統,擬由人民銀行已經建成的銀行信貸登記咨詢系統改建而成 , 央行的企業信貸登記咨詢系統已經實現全國聯網 , 加入該系統的商業銀行,可以對異地企業的資信進行查詢 , 金融機構 80% 以上的貸款均已進入該系統。
因此 , 我們傾向于建議在社會征信系統建設中 , 宜以推動信息共享和標準化為重點；在征信系統自身建設中,宜以信貸征信為重點；在信貸征信中則以企業征信系統為重點。中國社會征信水平的提高將對中國銀行業降低系統性風險具有重要意義。江澤民曾說：“沒有信用,就沒有秩序 , 市場經濟就不能健康發展。”而現在的中國 , 已經到了沒有信用重建 , 就難以讓社會經濟體制繼續平穩向前推進的地步,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和拉美經濟的悲劇顯示出 , 爾虞我詐的手段絕不能騙出一個新世界。
作者 : 鐘偉 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改革基金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摘自：商務部 研究院 《商業周刊》 第8期
（信息來源：貿研院子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