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的這一天，許瑞強在深圳注冊成立了他的高新奇公司，專門做電話機的外銷生產。這一年的中國通訊產品平均利潤率接近30%。
但是，許瑞強沒有接受市場這么高的利潤率，從第二款產品開始，他只要10%的利潤。條件是，代理商和經銷商愿意在他出口的每一部電話機上，都打上“高新奇”這個他起的名字。
利潤上的讓步使他收獲了海外市場品牌的豐碩成果：據高新奇為打假而向深圳市有關方面提交的律師材料所述，在目前占全球9％份額的電話機生產基地的深圳，“高新奇”是真正走出國門，在國外成功推行品牌代理銷售方式的“中國制造”的電話機品牌，并已成為東南亞、西亞、中東和北非地區電話機的第一品牌。
2004年6月，許瑞強在一場由深圳市知識產權局和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主辦的知識產權保護高層論壇上的發言，使記者得到了這家出口型民營企業正在打假的線索。但直到4個月后的10月3日，在完成了取證并向公安部門提交舉報材料后，許瑞強才在他的辦公室里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如果再不打假，不把躺在身邊的制假黑手干掉，高新奇幾年來創建的海外品牌將毀于一旦。”記者還沒有提問，許瑞強就先說了這么一句話。
沒有品牌很危險
《天下》周刊：我們知道你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都在打假維權。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你的公司只給人家做貼牌，錢也一樣賺，也沒有要打假的事情發生。為什么一定要做自己的品牌？
許瑞強：最近在出口企業中，流行的詞匯除了“世界工廠”外，還多了一個說得比較多的“搬運工”，一批沒有品牌的企業連賺點人工錢都賺不到，有些產品跌價跌得非常厲害，沒有自己的品牌在海外市場根本沒辦法站住腳跟。這一點，過去7年高新奇是深有體會的。《天下》周刊：你說的是現在的情況，我們的問題是，聽說7年前你就棄利潤換品牌，是這樣嗎？為什么這樣做？
許瑞強：中國企業為什么做不大？中國企業辛辛苦苦賺的是最末端的加工費，最大頭的品牌附加值在別人手里！目前，在制造方面，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比得上中國，但是，沒有品牌、專利，我國只能充當“搬運工”的角色。很多世界著名品牌并沒有自己的工廠，錢卻賺得最多，比如耐克。我高新奇決不只做加工廠。今年珠三角出現的民工荒也正是為此，企業的利潤薄了，給民工的錢就非常有限。不改變這一狀況，我國的制造業將造成惡性循環，永遠強大不起來，只拿一份辛苦的打工錢。更為嚴重的是，在一些國家，“中國制造”是偽劣產品的代稱，有的抵制中國商品，我國產品品牌形象非常令人擔憂。高新奇就是要做自己的品牌，使高新奇品牌成為有名的中國品牌。
另外，做企業要有方向，做自有品牌就是我一開始創辦高新奇的方向。所以從第二款產品開始，我就立志所有的產品一定要自制、研發、開發，而且一定要打自己的品牌。在一開始和外國企業談判的時候非常艱辛，只要有國外的企業愿意打我的牌子，我通常給自己留下的利潤不會超過10%，7年前通訊產品的利潤通常都是30%。這樣做，那些有自己品牌的客戶一開始有抵觸，我就去說服他們，在同一款由我們生產出口的產品上打上“雙牌”。可以說，高新奇出口的產品，幾乎都是持自己的商標出口的。
打假才剛剛開始
《天下》周刊：您認為我國企業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存在哪些不足？
許瑞強：我國企業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整體低下，一些企業甚至不知道知識產權是什么概念。富士康的知識產權保護部門有300多人，而華為、中興只有20余人。技術天天在提升，標準天天在變，知識產權問題因此錯綜復雜，千變萬化，直接關系到企業進一步的發展。知識產權已經成為國外企業試圖制約我國企業發展的一個利器。DVD專利費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企業小時，沒人來找你麻煩。做大了，麻煩就來了，沒有知識產權，很難真正做強。《天下》周刊：什么人在造你的假，源頭在哪里，現在你全清楚了嗎？
許瑞強：我們已經向公安部門提交了舉報材料，而且部分制假者也已經被依法逮捕，他們造假的工廠、辦公場所已被查封。這意味著，經過了近一年多時間的調查取證，我們企業的打假維權行動已真正拉開帷幕，我們等待著執法部門進一步的調查和取證。
有人造假的原因，就是我們的品牌機在海外市場已取得了成功，在海外市場有利潤，源頭還是在海外市場和國內不法廠商的勾結。《天下》周刊：現在有一家造假的工廠負責人被逮捕了，廠子也查封了，這樣能杜絕對高新奇的假冒嗎？
許瑞強：我們的打假行動才剛剛開始。我要讓海外市場上和高新奇做生意的客戶都知道，對于打假，高新奇是不惜一切代價的，可以放心地和我們做生意。假冒高新奇的不只一家工廠，目前，已經形成了從生產原料到制造到銷售渠道一條完整的假冒產業鏈，打假的路還很長，決非端掉一個興利博了事。我希望此次打假能夠起到震懾造假者的作用。
渴望法律支持
《天下》周刊：你剛才提到了“不惜一切代價”打假，你的底氣是什么？
許瑞強：如果你讓我兩三年前做這件事，我根本沒這個能力，但現在企業發展了，我就有這個底氣。你造假的人能讓我損失幾百萬上千萬，我就能拿出幾百萬來打你。《天下》周刊：在打假過程中，你感到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許瑞強：我國法律存在不少缺陷，政府部門職能沒有調動起來，迫使打假這種本來屬于政府部門做的事情由企業自己來做，實力弱小的企業根本沒法操作。而打假過程受到很多限制，其中一些甚至不可能辦到，必須每時每刻與有關部門協調，以保證打假工作的順利進行。我們做得非常辛苦，非常疲憊。《天下》周刊：年底國家將出臺關于知識產權犯罪的新的司法解釋，降低知識產權犯罪刑事打擊門檻。在日前舉行的高交會上，吳儀副總理再次重申中國將加大力度保護知識產權。你對此有什么期望？
許瑞強：這當然是好事情。做企業靠的就是智慧，知識產權就是智慧，只有智慧受到保護，企業才能夠獲得發展保障。降低打擊門檻，可以迫使更多靠仿冒生存的企業退出，激發有能力的企業大筆投入研發，促進我國向制造強國邁進。（侯穎／編制）（來源：金羊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