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口退稅是國際貿易實踐中稅收協調的結果 , 在各國稅收實踐中一般都堅持“征多少, 退多少 , 不征不退和徹底退稅”的中性原則,中國出口退稅也是以此為基礎 , 在出口退稅具體政策安排中力求做到“徹底退稅”。
但事實上 , 若選擇以出口退稅的非中性原則為依據 , 即“多征少退”, 并充分發揮和利用它的經濟杠桿作用,從長期來看將會對中國國民經濟和對外貿易的發展更加有利。
一、WTO 倡導中性出口退稅政策 ,“徹底退稅”是其要求的退稅上限,但不是必須遵循的原則。以中性原則為依據實施的出口退稅政策只是理想的最優 , 在中國不可能成為最優。
出口退稅是被世貿組織認可的符合國際慣例的中性制度 , 并非是一種出口補貼措施。在 GATT 附件9《注釋和補充規定》中規定：“免征某項出口產品的關稅 , 免征相同產品供內銷時必須繳納的國內稅 ,或退還與所繳納數量相當的關稅或國內稅, 不能視為一種補貼。”WTO 不僅繼承 GATT 有關規定 , 而且其《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附件 2)中明確規定：“間接稅減讓表允許對出口產品生產過程投入消耗的前階段累計間接稅實行豁免 , 減少或延期 ,即使國內出售的類似產品不被豁免, 減少或延期。”由此可知, 只要所退稅額不超過已征或應征的增值稅、消費稅或關稅等間接稅額 ,就不算作出口補貼。
出口退稅中性原則與現實稅制存在很大差異 , 在現實中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在我國 , 一直采用較高的出口退稅率,出口量迅速增長和大量出口騙稅造成出口退稅欠款大幅增長 , 使中央財政吃緊 , 處于“老賬未清 , 又添新賬”的惡性循環。
為此 , 政府不斷下調出口退稅率 , 之后又幾經上調出口退稅率 , 但一直也無法做到征稅率與退稅率一致,達到“徹底退稅”。政府的這一政策導向導致出口退稅政策變動頻繁 , 政府信譽不斷下降 , 處于被動地位。此外,外貿企業也因大量出口退稅的拖欠, 或政策導向混亂 ,運轉受到嚴重阻礙。出口企業在制定生產計劃、投資規模、產品價格時,早已將出口退稅款作為潛在收益進行成本核銷,但是商品出口后,出口退稅遲遲不能到位, 釀成許多財務危機。
例如 , 升華集團作為浙江湖州最大企業 ,2003 年先后獲得兩筆退稅指標, 分別是 9 萬元和 81萬元,其旗下一家進出口子公司成立剛兩年 , 被拖欠的退稅款已累計 2400 萬元。截至 2003 年 6 月底 ,集團累計欠退稅額3567 萬元 , 接近年利潤的 1/3, 影響了公司正常運轉。
此外 , 出口退稅返還期限的不確定性 , 己造成企業經營中難以預計的政策風險 , 從民營小企業到國有大企業,出口企業資金鏈越繃越緊。于是, 意在幫助扶持出口企業、鼓勵出口的出口退稅政策 , 實際上拖了企業發展的后腿。
目前 , 中國經濟還不發達 ,沒有足夠的財力、物力和充分的條件在國內實施徹底出口退稅政策。在當前情況下,盲目地追求理想的最優政策只會導致出口貿易額盲目的高速增長與中央財政緊張的矛盾惡化, 造成對外貿易與國內貿易矛盾越來越尖銳。
二、出口退稅政策的非中性原則中“少征多退”違背 WTO 精神, 而“多征少退”, 即下調出口退稅率 , 不僅不違背 WTO 精神,且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和適應性。
1.普遍下調出口退稅率有利于緩解中央政府財政壓力 , 加快出口退稅的下放
中國一直以來所采用的較高出口退稅率和出口規模的迅速擴張,導致財政資金與出口退稅實際需求之間的缺口越來越大，使出口退稅欠款大幅增加，成為中國財政的沉重負擔。1999 年至 2002 年,中國出口退稅的應退稅額年均增長 36.3%,而中央財政收入實際增長率僅有18.2%,可見外貿出口稅額的增長和財政收入的增長不成比例。據統計,2002 年底 ,中國累計出口退稅欠款高達 2477 億元 , 到 2003年國家財政所做的退稅預算指標卻只有 1230 億元左右 , 欠稅款在2003 年還在繼續增長。只有對出口商品普遍下調出口退稅率 ,調整出口退稅政策, 改革中央地方共同負擔退稅 ,才能減小銀行貸款壓力,緩解中央政府財政壓力 , 從根本上解決出口退稅欠稅問題 ,加快出口退稅的下放。
2.下調出口退稅率 , 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 , 抑制經濟過熱
降低出口退稅率 , 等于提高出口產品成本 , 其進入國際市場競爭力下降 ,將會引起對外貿易額下降 , 減緩出口增長速度；反之,提高出口退稅率 , 則起到相反的作用。出口退稅率的經濟杠桿作用實際上與匯率微調對出口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因此調節出口退稅率可以緩解匯率變動壓力 , 同時避免匯率變動對其他方面 ( 如貨幣市場 ) 帶來的負面影響。
目前 , 中國市場經濟體制越來越完善 , 投資環境越來越優化 , 對外貿易條件曰益成熟 ,使中國進出口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高速增長, 同時外資大量涌入 , 造成中國經濟出現局部過熱 ,面對的人民幣升值壓力越來越大。如采用降低出口退稅率 ,可以變相起到人民幣升值的杠桿作用 , 有助于緩解國際上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 ,進而也抑制國內經濟過熱。
3.針對不同出口商品制定不同出口退稅率可以調節我國出口的商品結構和產業結構
對不同出口商品制定不同的出口退稅率 , 能夠調整中國出口產品結構 , 例如：對國家鼓勵出口的產品退稅率可以制定的較高一些,對一般性出口產品退稅率可適當降低,對國家限制出口的產品和一些資源性產品和那些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或沒有什么競爭對手的出口產品則可以多降或取消退稅,其目的是為了推動中國出口商品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和調整。
對不同產品確定不同出口退稅率的同時 , 也會對相關產業產生影響。關鍵在于稅收與利潤此消彼長 , 通過對不同產品類別實行不同退稅率,可給扶持產業高退稅率 , 增加所扶持產業生產者的生產利潤；對不鼓勵的產業則可降低其出口退稅率 ,減少產業經營者的利潤,借助利潤這一經濟杠桿 , 實現資源配置的調整 , 使資源向所扶持產業方向流動 , 實現產業結構調整。
4.出口退稅政策影響地區經濟結構調整
一方面 , 由于各地區出口占出口總額中的比重不一 , 出口退稅對各地區的影響也就不一,出口比重大的地方所受影響顯然比出口比重小的地方大；另一方面 , 各地區產業結構不同 , 有的地區以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出口為主,有的地區則以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出口為主 , 產品出口退稅率必然也會影響地區經濟結構。出口退稅政策對地區經濟結構的杠桿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地區經濟發展嚴重不平衡的問題。
從今年起 , 中國已運用出口退稅非中性原則,降低一般性出口產品退稅率,調低或取消國家限制出口產品或部分資源性產品出口退稅率。如對一般產品實行三個百分點降低， 緩解財政壓力,據專家預算這樣可使2004年中央財政預算支出減少 400 億到 500 億元。對產自中國具有相當的競爭力,又能影響國際市場價格走勢的資源性商品則取消其出口退稅。對出口退稅中央與地方財政分擔機制的改革不僅可以減輕中央的財政負擔,同時也有利用于地區經濟調整 , 因為這項政策的轉變主要對出口企業集中的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產生影響 ,對出口企業稀少的西部影響不大,促使西部市場的開發 , 鼓勵西部的發展。
總之 , 基于經濟還不發達這一國情 , 如以出口退稅非中性原則為指導 ,根據效益原則制定靈活出口退稅政策,將更有利于調節中國宏觀經濟 , 而且可以使中國出口商品結構得到提高 , 出口產業得到升級 ,從而促進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作者：徐全紅 林浩
商務部 《中國經貿》 第7期
（信息來源：貿研院子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