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美國大選是反恐戰爭后舉行的第一次大選，在過去4年中發生了911事件、伊拉克戰爭，世界格局處于變動之中；在美國國內，戰后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一代人開始退休。正如克里所說的，“這次大選是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它是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選——將決定美國今后內政、外交的性質與方向。

    因此美國公眾對這次大選的關注程度為近年歷次大選最高。也比過 去投入了更多的金錢，這次大選的花費是創記錄的。選民們表示他們比以往更早地拿定了主意，盡管還有不少搖擺的選民，但是根據目前的情況，今年大選可能出現與1972年、1980年類似的結果——一方取得壓倒性勝利。

    美國大選已進入白熱化階段，三場總統電視辯論剛剛結束。隨即進行的民意測驗表明克里在辯論中取得了勝利，但總的來說布什依然領先克里4個百分點。克里簡潔有力的言辭，對伊拉克戰爭的堅決態度，使他看來頗具總統風采，但是要擊敗布什，克里依然需要更多的努力。

    總統并不僅僅只需要西塞羅式的演說才能，但是要成為一個總統的人必須讓選民感受到他骨子里的決斷力，也必須散發著親和力。在邁阿密布什的表現使他看來更近乎一個舊式法國貴族，在電視觀眾面前布什的親和力顯得如此蒼白。

    在5、6月份的時候，克里看來已經建立了這樣勝利的基礎。兩項指標——選民的感情傾向和候選人支持率都顯示克里將贏得巨大勝利。到夏末的時候，布什則取得了領先，這與美國經濟好轉有關，而且在伊拉克戰爭過程中美國人并不想更換總司令。

    對于現任總統來說，大選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其職責履行情形的一次投票。布什的總統任期由于一些原因而難以評價：目前的美國政治是一個兩極分化，50：50的社會。在1996年到2000年國會選舉和總統中，選民的意見是一半對一半。現在，盡管選民宣稱自己是獨立的，能聽取來自兩方面的聲音，但實際上，只有10％到15％的人會改變主意，使選票分化。共和黨和民主黨的登記人數在全國范圍內是均等的。兩黨都首先吸引自己的核心選民投票，大選更是對兩黨組織能力的檢驗。布什自己的背景更加劇了這種兩極分化。在2000年大選后，在民主黨的合作下布什提出的教育改革得到通過，但他的減稅計劃卻在國會遭到民主黨的打擊。然后，發生了911事件，那以后的幾個月中布什得到了兩黨的共同支持，幾乎沒費什么口舌就成立了新的國土安全部，簽署了金融改革法案和企業改革法案。在2002年中期大選勝利后，布什依靠共和黨選民的支持通過了減稅提案和醫療改革法案。伊拉克戰爭使美國的穩定和安全得到了某種保障，也許還需要若干年的時間才能判斷這場戰爭的結果，同樣的也許若干年后，人們才能對布什所主張的減稅和擴張政府雙管齊下作出判斷。

    總統布什和參議員克里代表著兩極分化的美國的兩極。他們的區別是真實的：布什希望繼續在國內的國外推行根本性的變革，而克里當選則將使美國進行一個調整，當然不是急劇的轉向而是一個反思和調整。他們將使美國進入不同的未來。

    平等與貧困——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

    林登·約翰遜曾經宣布對貧困開戰，40年過去了現在美國有12.5％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40年前是20％。在過去30年中，美國增長的財富流向了那些并不很需要它們的人。2003年5％的家庭占有總收入的21.4％，而1973年是16.6％。根據美國一家研究所的調查，美國人并不很在乎和關注貧富間差距的加大。這可能是因為美國人對自己的處境并不明確，ＣＮＮ和時代周刊在2000年進行了一次調查顯示：19％的美國人認為自己處于1％的最高收入人群。也許是因為美國人很樂觀，大多數美國認為能否成功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1996年的福利改革使數百萬女性獲得了工作，因此貧困人口大幅下降，但這些女性依然不可能進入中產階級，她們的生活水平僅僅只能略高于貧困線。而那些極端貧困人則因為最終的永久性救濟而處境更糟。

    共和黨的答案是“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他們認為導致貧困的原因在于窮人的惡習。布魯金斯研究所的研究所的一個報告的結論是，如果貧困的人能夠讀完高中、全日工作、不要未婚生孩子、結婚后不多生孩子，美國的貧困率就可以下降到3.7％。

    因此，布什在2000年大選和今年大選中都呼吁窮人改變生活習慣，還計劃在第二個任期內用7000萬美元為無家可歸的人建造住房。克里的競選活動更多地關注了窮人的物質需求而不是道德需求，他提出了使貧困人口全面受益的醫療計劃。新計劃的主要內容是在今后9年中醫療開支增加到6530億美元，將最低工資從每小時5.15美元提高到7美元，增加最低收入補貼，以使窮人獲得自立。

    布什和克里都很關注教育，因為教育決定了貧困率和不平等的加劇。在過去25年中，美國高中畢業者的平均收入呈下降趨勢，而大學生和研究生的平均收入則明顯上升。布什說，他的“不讓一個孩子落下”的改革措施將會使得教師對家長們更負責。教師們會給孩子在數學和閱讀方面更加經常測試，以克服布什總統所說的低期望值所帶來的“軟性偏見”。克里也提出減免院校學費稅收的方案。

    在過去30年中，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當政，不平等都呈加劇趨勢，無論布什還是克里都難以扭轉這一趨勢。

    工作和貿易——與全球化搏斗

    對很多美國人來說，全球化并不是什么好事，因為全球化使他們丟了工作，那些好工作都被外包到勞動力便宜的印度和中國去了。因此在2004年大選中，貿易政策也是選民關注的焦點之一。

    通常克里被視為貿易保護主義者，布什則代表著自由貿易。兩個候選人事實上都提出要參與競爭，但關于如何應對全球化還是有爭論的。

    爭論的核心是，出擊還是防衛。一個更加開放的市場與工人有利，還是對現有的貿易協定采取防御姿態更有利？應該與大的貿易伙伴討價還價，還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起訴上？

    對政客來說，屈從于保護主義的壓力更能討好選民，布什正在轉向這個方向。布什的第一個重大貿易政策是在2002年3月對鋼鐵進口增加關稅，令美國貿易伙伴感到憤怒。然后有簽署了農業法案，大幅提高農業貿易補貼。布什政府的貿易代表佐立克認為，美國一直推進貿易談判，在雙邊、地區性和全球性的貿易都取得了進展。已經與12個國家達成了自由貿易協定。

    布什政府還在中美洲地區完成了自由貿易談判，但形成更大的美洲自由貿易區所取得的進展不大。在全球貿易回合中，美國和歐盟是啟動多哈回合的最初力量。多哈回合在911襲擊之后開始談判，去年在坎昆遭到挫敗，很多分析家建議布什在大選年放棄艱難的全球談判，集中精力進行雙邊談判。為了自己的信譽，布什政府繼續關注多哈回合，最近在日內瓦，談判終于重返軌道。

    盡管是在大選年，布什政府還是回避了嚴厲對待中國以爭取選票。來自制造業游說團體的呼吁除非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否則就要進行關稅懲罰，白宮拒絕了。盡管有在半導體、家具、紡織品貿易上，美國提高了關稅，但總的來說，布什并不愿與中國搞僵。

    民主黨候選人則公開利用選民對貿易的不適感，特別是在那些制造業集中的州。克里批評布什忽視了美國工人的困境，他承諾要把工作留在國內。在貿易政策上，克里承諾了一個6點計劃加強美國現有的貿易協定和法律；他表示要恢復“超級301條款”；批評中國“掠奪性的貨幣造作”，并承諾要“更有力的努力”制止它；他甚至還指責布什沒有盡力阻止中國加入ＷＴＯ。

    克里的顧問，很多來自克林頓班子，他們說克里的貿易政策是新的政治環境下克林頓政策的翻版。在心里，他們認為克里是一個自由貿易者。也許是這樣，但是還是有一些因素要考慮。首先，克里挑選的副總統愛德華茲是敵視自由貿易的；其次，盡管克里避免公開談論保護主義，但他反對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并且還說完成多哈回合不怎么重要。

    自由與安全的平衡—內在的敵人

    今年5月份，37歲的俄勒岡州律師梅菲爾德被送進了監獄，原因是聯邦調查人員錯誤地將他的指紋當成了造成了馬德里爆炸案的炸藥包上的指紋。ＦＢＩ特工跑到他家里，把兒子的西班牙語作業當成他的文件帶走，還有梅菲爾德的可蘭經（他是伊斯蘭教徒）。兩周后 ，他精疲力盡，所有的指控撤消了，ＦＢＩ向他道歉，梅菲爾德被釋放了。

    自從911恐怖襲擊后，布什政府加強了法律執行和監視權力，批評者說美國將被帶進奧威爾小說中的噩夢，他們害怕《1984》中監視著人們一切的老大哥，還有《動物農莊》的到來。也有人認為需要以犧牲自己的自由來對付恐怖襲擊，但是他們認為公民自由和安全之間需要一個平衡。共和黨和民主黨在爭論，什么是適當的平衡。

    恐怖襲擊的直接結果是國會通過了《愛國者法案》。這一法案是基于1995年俄克拉荷馬爆炸案后通過的反恐法律，它給予ＦＢＩ空前的權力：查看電話賬單、ｅ－ｍａｉｌｓ、醫療記錄、教育報告、銀行賬戶、商業文件等等，還可以秘密搜查嫌疑人的家。

    美國有一個恐怖分子嫌疑名單，上了這個名單的人被禁止上飛機，而這個名單上大部分人是清白的美國人，比如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當然非美國人的處境更糟，在911襲擊后兩個月中，1200名外國人其中大多數是穆斯林，被拘留。

    2002年9月，政府啟動了登記制度，要求訪問美國的16到25歲的來自阿拉伯或穆斯林國家的人入關時留下照片和指紋。2003年初，反恐力度加大。擴大了秘密拘捕的權力，保留每個嫌疑人的數據，自動否決保釋恐怖犯罪嫌疑人；擴大死刑執行。由于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抗議，這個法案很快被放棄了。

    《愛國者法案》在眾多城市遭到反對，包括紐約、達拉斯、底特律、華盛頓特區，也遭到人權組織的質疑。一些共和黨和民主黨人要求對法案重新進行司法審查，克里就是這一運動的發起人之一。

    最近配尤研究中心的民意測驗顯示，9／10的人視美國反恐保護國家安全是最優先的；只有3／10的人認為布什對公民自由的限制太過分；一半的人感覺布什保護國家安全的力度還不夠；4／10的人說有時候拷問是正當的。這樣的結果令人驚訝，也許是美國新聞暴露虐囚事件的反作用力在起作用。

    這樣的結果對克里來說也很滑稽。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克里在反恐問題上比布什軟弱。切尼就說，如果克里當選總統對美國來說是個災難，美國將面臨更大的威脅。克里需要在競選中掌握微妙的平衡，他批評布什政府過于依賴警察的權力，蹂躪人權。

    人權組織的說他們并不相信如果克里當選總統情況能比現在更好。他們只是覺得提出《愛國者法案》的司法部長阿什克羅夫特和極端鷹派人物拉姆斯菲爾德將失去權力。但他們認為克里是一個實用主義者，對公民自由沒有足夠的認同。

    對美國來說，以剝奪自由的方式比恐怖主義可能更為可怕，因為它嚴重傷害了美國的民主。

    價值觀的政治——文化戰爭

    美國人對價值觀的質疑經常影響著政治。在其他發達國家墮胎也許不會直接關系著政治，干細胞研究和同性婚姻也不會成為領袖們必須考慮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卻是美國政治中的生動畫面，在2000年大選中共和黨的紅州和戈爾的藍州對這些問題的態度可謂涇渭分明，構成了美國的政治地圖：一個城市的美國和一個鄉村的美國；一個久經事故世故的美國和一個西部本土的美國；一個星巴克式的美國和一個沃爾瑪的美國——事實上這是世俗與宗教的對立。

    在宗教問題上，布什有著自己的力量，他受到新教徒和曾經滑向民主黨一邊的天主教徒的愛戴。共和黨更接近于新教，那些為梅爾吉布森的《耶穌受難記》而感動的人會投布什一票，而為邁克·摩爾的《華氏911》歡呼的人則不會。

    今天的文化戰爭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那個時代開啟了西方世界的文化分裂——從性別角色到性自由。這些分裂在美國因為三件事情被放大了：首先是民權運動，這場革命席卷了全美；第二個是有組織的保守主義運動的產生；最后是越戰。

    911和伊拉克戰爭使文化分裂暫時停止，但它依然在煽動美國人。在大選中人們最關注的不是克里對伊拉克問題的態度而是他在越南的經歷。克里利用他是一個老兵的事實提出他比布什更適合擔任總司令。

    在1960年代，共和黨抓住文化分裂的機會，提出“南方戰略”（尼克松），吸引那些堅持在南方維持種族歧視的民主黨人加入共和黨，形成“保守主義”心臟。共和黨還利用藍領工人對傳統道德崩潰的不安，從民主黨手中爭取了他們的支持。到里根時代，共和黨走得更遠了，他們進入了民主黨在北部的工業城市和中西部。共和黨在成功地吸引工人階級轉向的同時，也為此付出了代價——東北部一些富有的共和黨人轉向了民主黨。

    斯坦福大學的一些學者指出，紅州和藍州的居民在很多重要問題上態度沒有什么不同，比如認為政府是廢物的比例差不多。他們也指出大多數美國人對墮胎和戰爭的態度是接近的，他們還指出人們的態度是可以轉變的，現在人們對同性戀的態度正在變得更加寬容。

    支持斯坦福大學學者觀點的人認為，文化分裂對政治的影響是精英們制造的假象：政客們喜歡讓自己生活在爭論中；記者更熱衷于分裂而不是一致；激進分子支配著政黨。伴隨著政治競爭的衰落，黨派偏見在上升，政治欺騙使一小部分激進分子獲利。這些爭論有真實的一面：美國政治體系的確夸大了文化分裂。但是那些關心文化問題的人活躍在政治舞臺上。40年前，文化分裂的聲音是微弱的，因為那時民主黨容納著大量的南方保守的白人和忠實的天主教徒。但那以后政治開始以文化來劃分自己的陣營，保守的南方白人轉向了共和黨，同樣熱心的天主教徒也成了共和黨人。

    也許布坎南走得太遠了，他在1992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說，美國人在為了國家的靈魂進行一場文化戰爭。但是美國的政治家現在比歐洲同行們要花更多的經歷討論價值觀。

    外交政策——走出孤獨

    在2004年大選中，外交政策比經濟更加急迫。根據蓋洛普民意測驗，從1976年到2000年大多數選民認為經濟問題比外交更重要，而這次41％的選民認為美國的國家安全是最重要的，26％的選民更為關心經濟問題。

    布什自杜魯門以來對美國外交政策影響最大的總統，他改變了杜魯門開創的聯盟體系（參見《布什的革命》），他廢除了與俄羅斯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并拒絕禁止導彈試驗；他改變了美國在二戰后的軍隊部署，允許6萬軍隊從海外撤回；在伊拉克問題上采取單邊主義，如果聯盟意味著等待，布什就放棄它。

    克里在這些問題與布什的主張不同。他認為不應忽視美國與歐洲的傳統聯盟，這樣做威脅了美國的安全。由于美國的盟國拒絕參與伊拉克戰爭，美國士兵缺乏安全保障。由于外交乏力，使中東、朝鮮和其他地方陷入了麻煩。克里表示要重建美國的外交政策。他將與歐洲領導人進行會晤，彌合大西洋(資訊 行情 論壇)兩岸的創口，重新開始京都議定書談判，加入生物武器協定。

    克里也表示他將開啟與朝鮮和伊朗的雙邊談判，任命中東核問題總統特使，援助“失敗國家”，更多地開展公眾外交，停止研究和發展新的核武器，給所有美國人一個機會去聆聽外國的聲音。

    現在關于伊拉克是爭議最大的，布什認為推翻薩達姆是反恐戰爭所必須的，因為薩達姆與基地組織有聯系，因為這個伊拉克強人發展了或者計算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現在伊拉克正在大步朝向穩定和民主，美國軍隊應該留在伊拉克直到達到這一目標。

    克里最初部分地同意布什：比如他說，即使那里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也將對伊拉克戰爭投贊成票。但在9月20日的演講中，克里改變了他的立場，他指責布什的判斷是一個重大失誤，入侵伊拉克分散了對付主要敵人基地組織的精力。使伊拉克陷入混亂，如果他當選，克里說，他將在明年夏天開始撤軍。

    在伊拉克問題上，克里與布什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而他們的相似也同樣顯而易見。他們面臨著把他們推向同樣方向的同樣的約束。因此，實際上他們在細節和實踐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布什對傳統聯盟的懷疑主要集中在對聯合國這一多邊合作機制上，除了總統任期的早期，他一直在修復北約這一組織。在大國外交上，與俄羅斯、中國、印度、日本的關系中盡管有摩擦但布什政府一直重視這些雙邊關系。這反應了911之前布什對美國世界角色的觀念。在布什進入白宮前，賴斯給他的建議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點是與長期盟友的關系。在911之后，布什全部的精力都集中于反恐，他并不愿與其他大國發生沖突。

    伊拉克問題也說服布什在今年夏天尋求多邊體制的支持。在向伊拉克政府移交權力后，布什回到聯合國，要求安理會支持伊拉克的現政權。他希望歐洲協助美國使用軟實力推進整個中東的民主改革；他還請北約幫助訓練伊拉克士兵。

    而克里則更強調美國權力的重要，他說“永遠不要把美國的安全交給任何國際組織”，他也曾說“反對美國的軍事干涉不能界定不能我們的國家安全。如果克里當選他用于國防的開支不會比布什少，他提出增加軍隊人數；盡管他反對伊拉克戰爭，但他的計劃是部署更多的外國軍隊，加快訓練伊拉克安全部隊；在聯合國保護下，明年舉行伊拉克選舉，這些與布什的政策沒有什么不同。總的來說，克里希望在多國體系和美國權力之間尋求平衡。

    此外，外部環境也迫使布什在外交上更為謹慎，這種環境也會迫使克里改變他在競選中的承諾。但這些并不意味著布什和克里的外交政策沒有區別：布什看到傳統的聯盟是有用的，克里則看到聯盟是必須的；對布什來說，權力要用強有力的方式體現，對克里來說，權力也是至關重要的，但應通過合作來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