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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時評袁幼鳴
日前，新華社披露“國家收購違規金融機構個人債權”的消息。這一做法的核心內容為，就面臨破產清算的違規金融機構的個人債權，對個人儲蓄存款的合法本息和客戶證券交易結算資金全額收購；對各類債權憑證、委托理財資產和存放于金融機構相關賬戶被挪用的有價證券，10萬元以下全額收購（本金），10萬元以上部分九折收購。此外，就個人債權的
界定以及甄別個人債權、防止機構債權混充個人債權事項，做出了相應規定。
此前，內地金融機構出現危機被處置，個人債權均由國庫“埋單”。依據以上做法，由國家指派的收購方獲得個人債權讓渡后，將參加相關金融機構資產清償。如清償結果低于90％，則收購方承擔損失；如高于90％，則將超出部分返還債權出讓人。顯然，后一種情況基本上沒有發生的可能性，因為，已經透露出的信息顯示，目前進入處置程序的德隆系金融機構資產狀況都十分惡劣。
于是，不難發現，對由于種種原因、以種種方式與違規金融機構生產“債務關系”的大額投資者（譬如信托計劃購買者）來說，國家收購個人債權意味著蒙受損失。為此，首先要對這些投資者表示同情。之后，“換位思考”又能夠看出，對于違規金融機構釀成的風險，即使按照打折方案收購，涉及個人部分的主要損失依然由國庫填補。
平心而論，硬性指稱被處置金融機構的大多個人債權人參與了違規金融活動，明顯證據不足。一些金融產品本不該獲準面世，部分打著業務創新幌子的金融活動長時間公開進行，最后才被判定為違規，首先暴露出了有關政府部門監管乏力、滯后、失效的責任問題。對金融產品風險和金融機構經營狀況，固然存在投資者關注不夠現象，但與之并存的事實是，投資者處于嚴重“信息不對稱”狀態，了解金融機構經營狀況與評估產品性質的渠道匱乏。
另一方面，按照市場經濟原則，作為企業法人的金融機構如果破產清算，與機構債權性質相同，個人債權也應由清算資產償付，如清算資產（包括延伸的保證基金、保險權益）不足以償還債務，損失由投資者自己承擔。當然，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間，金融業市場化屬于一個過程，要求投資者在認知上“腦筋急轉彎”也非實事求是。
但是，各種因素“對沖”之下，一個不得不接受的事實是：“轉型”中的事物往往有一個質變的“歧點”。必須認識到，此次對大額個人債權打折收購，就是“歧點”標志，如其公開申明“已示告誡”——“再發生的此類業務要風險自擔”那樣。
之所以同情蒙受損失（同時又被直接“告誡”）的投資者，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投資者為更多的人支付了成本。與此同時，需要提醒社會公眾的是：到高度重視隱藏在身邊的金融陷阱的時候了！
至今為止，多數社會公眾投資理財，習慣以為金融風險總歸有人負責。事實上，變化已經在“具有決策能力的人”中間醞釀了一段時間。他們認為，首先，由于金融機構經營行為由國家信譽擔保，金融機構在經濟學意義上存在巨大的“道德風險”，要打破“道德風險”一再“發作”的惡性循環，必須“斬斷”金融機構具體行為與國家信譽的直接聯系；其次，不再為金融風險負責，還可以達到將廣大社會公眾引入“博弈之局”的目的——怎樣淘汰不良金融企業呢？投資者或儲戶出于防范風險的考慮，挑選銀行、券商以及其他類型金融服務機構，“以腳投票”，是淘汰不良金融的有效辦法。基于以上考慮，不久前，央行副行長吳曉靈就公開撰文“吹風”，對存款人、投資人、投保人不能“保護過度”，只能進行“有限保護”。
據了解，目前，證券投資保證金有限賠付制已處研究中，商業銀行存款有限賠付制正醞釀著。而此次打折收購大額個人債權作為一個訊號，再清楚不過地表明：“制度性”個人金融風險已經來臨。
在此背景下，不言而喻，提升金融監管效率是有關部門不可推卸的責任。現實情況是，亟待監管的問題比比皆是。譬如，一段時間，一些基金公司所進行的保本型證券投資基金銷售宣傳便引起了不少議論，其是否真實、準確、誠信，就等待監管部門給個說法。
老老實實地積累個人財產殊不容易，廣大公眾自然該認識到，信托投資、委托理財等“個人金融服務”被“告誡”風險僅僅是第一步，無論是急是緩，以后會有更多領域被“制度性”地確定“存在風險”，直至銀行儲蓄在內。打理財產，小心為妙。在技術層面上，更需避免自己身處事物質變的“歧點”之中。相關報道見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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