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聽聞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會，意欲調整個別多次策劃惡意經營的高管人員，但受到當地組織部門某些官員的干擾，要求正在進行的董事會停止審議人事調整議題，甚至要求與會董事立即離開會場。最后，董事會頂住人為的壓力，做出了辭退兩位正副總經理的決議。但事后，其中一名“不聽話”的董事到了預備黨員轉正期卻不能轉正，受到了黨支部的處分，甚至今后還有更多的麻煩。其他董事的后果也就不難猜想了。

    作為上市公司的董事，應當對公司履行誠信和勤勉盡職的義務，理所當然地行使法律賦予的公司管理處置權，且不得受他人操縱。但在現實生活中，人治的力量往往象一張網，使法律望洋興嘆。這一事件引起了筆者思考。

    上市公司（股份制企業）是當前經濟體制中最符合市場規律的一種形式，也是最具活力的經濟組織。但由于這種中國特色的股份制企業，絕大多數是以國有企業為控股單位，從表面上看，上市公司是依據《公司法》、《證券法》等法規進行運作，基本上與國際接軌。而實際上，目前國有控股為主體的上市公司，在運作上有黨委會、紀委會、職代會等機構參與經營管理，這是上級黨政機關對國有企業的一種既不是法律，但企業又必須嚴格執行的行政組織制度。特別是國企的經理班子等人事任免都離不開上級黨委組織部門的推薦，而實際上這種推薦就 是上級的任命。如果上市公司是國有控股的話，那么董事會必須對上級黨委組織部門的決定絕對服從，股東大會的表決只要控股股東一投票，就沒有不通過的道理。這就是中國的國情與社會現實。由于這只無形的手凌駕于法律之上，所以生活中的怪圈層出不窮，上市公司更不例外。

    因此，在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新舊經濟體制的交叉、碰撞和磨合，帶來了經濟發展中法治與人治的矛盾和困惑。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種經濟現象的存在是發展中的矛盾，不足為奇。

    然而，怎樣才能解決上市公司運作中法治與人治的矛盾呢？從宏觀上看，中國的法制環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特別是黨的十六大后，新一屆的國家領導人十分重視這種國家治理的理念，依法治國、依法施政逐步滲透到政府運作的方方面面工作之中。作為股份制企業來說，企業的經營者包括董事會、董事，監事會、監事，經理班子，必須看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這一趨勢。在經營管理中，要拿起法律的武器，行使合法權利，維護企業的利益；在管理理念上，要凸現法律意識，培養現代企業家的法制精神，塑造他們正直、客觀、勇敢的人格精神。另一方面，又要做到不忽視中國的國情。在新舊體制矛盾沖突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企業家又必須具備包容、應變、發展的思辨方法和駕馭能力。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有一定的復雜性，有時還要承擔一定的風險。如果你依法管理、秉公辦事，可能要丟了“烏紗帽”；如果你唯命是從、當了懦夫，但可能保住了官位；這是二難境地的社會現實，也是人性扭曲和裂變的成因。有些人委曲求全，昧著良心，可能暫時得到了偷生和利益，但他的人生境界是灰暗的；有些人堅持真理，在逆境中冒著風險拼搏追求，雖然眼前吃虧，但他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永遠是精神的富翁，有的甚至成 為人類歷史某一方面的先驅。因而，復雜的社會環境造成現代人的多重性格，這是不難理解的。一個企業家只要堅持正直、進步的人生理想，胸懷坦蕩，海納百川，再加上適度的委曲應變，就能一步步靠近人生的崇高目標。

    筆者認為，推動中國市場化經濟的發展，完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提高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必須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加快民營經濟的發展步伐。中國民營經濟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萌芽，九十年代蓬勃發展，到近幾年的規模崛起，說明了一個道理，那就是民營經濟是中國多種經濟形式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部分，它的生命力在于真正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符合客觀經濟規律要求，有很強的生命力。它的發展與壯大在一定程度上對完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規范企業經營管理程序起著重大作用。

    因此，在中國的上市公司（股份制企業）中，特別是國有控股企業，國有股的退出和轉讓，民營企業的收購和兼并，將是中國新一輪微觀經濟發展的新熱點，而隨著這種市場經濟體制的推開與發展，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和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結束中國企業人治歷史的時刻也將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