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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關于國退民進的爭論很熱鬧。其實，經濟學家內部對企業產權改革的討論一直是有爭議的。爭議的焦點是，產權的改革是否一定意味著國有財產的私有化。而對私有化的存疑，反映了經濟學家對于私有化是否可以并一定能解決國有企業的低效率問題沒有足夠和可靠的理論與證據。我認為，我們可能需要的是一種重新思考問題的視角，如果我們的法律和產權制度與我們今天的大多數經濟活動漸行漸遠的話，如何弄懂中國這25年來的高速經濟增長呢?
以我們的金融制度為例，幾乎所有的人都在說，民營經濟活動沒有得到官方金融資源的支持，因為75%的金融資源都分配給了國有部門。但是，民營部門和私人企業確實在增長中。而且如果沒有它們的增長，缺乏效率和活力的國有企業部門盡管獲取了75%的金融資源，仍是不能解釋中國經濟這些年來的增長紀錄的。于是，值得追問的問題就成為，中國的民營或私人企業部門獲得增長所需要的金融來自何方?以金融的形式來看，它們當然是自力更生的。因為如此，金融對它們來說更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約束--有多少錢，辦多少事。或者說，它們的預算約束是硬的。這是它們具有頑強的活力和效率的源泉，但同時也是它們較少做大的原因。當然，對于絕大多數中國的民營企業，創業者的第一桶金也好，企業擴張所依賴的金融支持也罷，來路大多有不正規或者借助于國企改革的背景通過打擦邊球的方式轉移國有企業的金融資產等方式而實現的。對于我們來說，搞清楚這些渠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營企業家們幾乎每天都在發生的這種行為是什么?是偷盜?還是創新?
對這個問題的判斷離不開他們所在的這個產權體制。在生產性領域，產權依然由國家所有并依然由政府通過行政的力量來維護這種產權分配格局。這表現為國有企業部門的存在以及政府對它的金融支持和對企業財產的捍衛努力等等。25年來，盡管民營企業在增長，但這樣的產權分配和保護格局在法律和行政上幾乎沒有大的變化。這就意味著，民營企業的成長事實上可能依賴了與官方的產權制度并行的、隱藏著的產權系統。這個產權系統是在體制外形成于無數民營企業家們的創新、創業等所謂生產性努力(盛洪曾經使用過這個詞)之中。他們每天在重新界定、分配、使用和交換著體制內的產權，創造著資本。企業家的腐敗和侵吞國有資產、企業轉制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個人的社會集資等這些每天都在發生的活動，如果是個別行為和現象，那可能是犯罪行為，但如果是大規模的社會現象，恐怕就是一個挑戰現行的法律和產權制度的集體行動，一個重新界定和使用產權和資本創造的運動了。
面對著這些所謂的原罪，政府和法律怎么辦?政府通過定期和不定期的方式，如反腐敗運動、打擊經濟犯罪等，來維護國家的產權，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式，因為這樣的運動不僅成本巨大，而且概念模糊，會極大妨礙中國民營企業和企業家精神的增長。面對這些轉型中的現象，現在真正需要的是解決意識形態上的問題。比如，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努力中，法律的轉型是重要的內容和標志。問題是，法律的源泉是什么?法律該為誰服務?這些問題現在并沒有回答清楚。經濟活動的內容變化了，法律的基本精神卻沒有變，法律的轉型遠遠落在了經濟轉型的后面，從而使我們的法律和產權制度的現有體系越來越遠離我們今天大多數有創新和有效率的經濟活動。
今天我們該問的是，與現行法律上界定的名義產權制度相對應，我們真實的產權制度在哪里?這些遠離產權保護制度的經濟活動，已經占到了我們經濟總量的70%，理應構成我們的法律和產權制度的主體。金融體系和法律制度均應該體現這些經濟活動的需求。法律的精神不僅應該來自于人民，而且要為人民服務。這就要求法律要與時俱進，不斷整合和保護來自體制外的那些生產性努力。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順應不斷提高的經濟活動的市場化程度，整體推進中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上海證券報張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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