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國際油價：牽動物價匯率與經濟走向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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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8日，美國紐約石油期貨主力合約高點突破每桶50美元，舉世震驚。10月7日，油價再創新高，突破每桶53美元。10月10日，油價站在了每桶53美元之上，收盤報每桶53.31美元。世界各國，從政府、商界到普通百姓，都感受到了油價飚升的強烈沖擊。輿論認為，世界經濟受高油價的困擾已成定局，有學者甚至表示，油價的大幅飚升正在對世界政治、經濟、軍事格局的演變產生強烈的催化作用。

　　為什么近期油價會迭創新高，世界各國、各經濟體為什么會如此強烈地關心油價走向，中國在此輪油價波動中將會經受怎樣的考驗，需要做哪些應對準備?要回答這些問題，光看近期的油價波動是不夠的，需要我們以超宏觀的視野，從能源與現代經濟的關系，特別是與全球經濟的走勢，以及地區安全與地緣政治的角度加以分析，方能看出其玄機。

　　一、石油成為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的神經

　　早在英國工業革命時期，能源就開始與社會經濟密切結緣，并演化成工業經濟發展的重要平臺。隨著工業化國家的興起，能源消費迅速上升。二戰后，更多國家或地區走上了工業化道路，世界經濟的發展便搭在了能源消費的基礎之上。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后，隨著世界范圍內能源結構調整，石油逐漸成為能源消費結構中的主體。于是，獲取石油的渠道是否穩定和石油價格的變動開始成為牽動工業化國家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神經。

　　與此同時，石油在一定意義上脫離了一般商品的某些特征，與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緊密結合起來。石油價格也脫離了一般商品的某些價格機制，價格波動中蘊涵了主要石油生產國、消費國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經濟發展與金融穩定的戰略，并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主要石油生產國、消費國的政局與地緣政治發展演化的旋律。

　　1、1970-2000年油價與地緣政治、經濟、軍事的劇烈互動

　　1970年代之后，石油消費量飛速增長，年增長率約達10%的幅度(1971年全球石油消費量23.75億噸，1973年達到27.52億噸)，石油需求對中東的依賴增強，僅沙特阿拉伯一國的石油產量就占到該時期全球石油產量的1/4。同時，以歐佩克為主體的石油生產國，隨著石油生產利潤增加，國力恢復，擁有了同地緣宿敵以色列進行戰爭的籌碼。于是，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石油供應突然出現短缺，致使油價飛漲，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見圖1)。

　　從圖1的油價走勢中，還可以發現油價和另外幾次與中東有關的戰爭的關系。伊朗革命、兩伊戰爭和第一次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都產生了油價的上升。

　　考察油價走勢變動的時間序列，還可以從圖1中看出以美國為首的能源消費大國，其國家安全、經濟政策導向、金融政策調控手段，乃至游資形成、分布和結構調整對油價變動趨勢的影響痕跡。尤其是1980年代后，這種痕跡更為明顯。

　　1980年初里根就任美國總統之時，美國正面臨著伊朗革命、油價暴漲、通貨膨脹和因油價形成的全球經濟滯漲的磨難。為了抑制黃金對美元的沖擊和物價的飛漲，里根政府采取提高利率，緊縮銀根等政策措施，抑制社會需求，控制物價上漲。

　　同時，為了減少積極財政、金融政策形成的貨幣泡沫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政府倡導金融創新，放松金融管制，開放貨幣、期貨及其衍生工具市場，允許銀行、保險、社會保障等短期資本以各種基金的形式進入股市、匯市、債市等投資市場--構造虛擬資本市場吸納貨幣泡沫，減輕其對實體經濟的沖擊。開放黃金期貨市場，允許美國聯邦儲備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開展黃金租借和回購業務，擴大短期黃金市場供應量，促使市場形成金價走低的投資預期，推動黃金價格回落，抑制黃金對美元的沖擊，拯救美元國際貨幣的地位。

　　與此同時，政府還大力推動美國石油公司介入全球石油資源勘探和開發，并在戰略上抑制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陣營的發展，減輕以石油為主體的資源需求壓力，促進油價下跌，增強美國通貨膨脹調控能力，鞏固美國經濟、金融政策調整的成果。

　　由于里根政府一攬子政策的實施，加之油價上漲，部分國家實施節能政策和能源結構調整，石油需求得到部分遏制。同時，隨著石油期貨交易開始成為油價的定價手段，油價的定價權開始由歐佩克轉移到紐約商品交易所(這是石油市場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此后二十年，石油價格的主導權再次回到美國，支持了美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在美國本土，以美元計量的游資，利用石油供給和需求平衡的恢復以及美國石油消費、戰略儲備、美國經濟運行指標，炒作油價，于是油價開始從高位下滑。低油價開始再次支撐美國的經濟發展和穩定運行。

　　然而，到了1990年代中期后，克林頓政府經歷了6年左右的高速增長，需要包括石油在內的全球經濟資源支撐的局面充分顯現。同時，中國及周邊國家經濟高速發展，對以石油為主體的經濟資源需求能力提高，油價出現回升跡象。

　　就在此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石油為主體的全球資源需求壓力解除，油價接連創出1980年代以來新低，不但再次支撐了美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而且游蕩在亞洲及其他地區的數千乃至萬億美元的短期資本，回流美國，支撐了美國資本市場和金融衍生工具市場的膨脹式發展。于是，美元對主要貨幣大幅升值，美國股市連飆新高(其后，三年內道指翻了一番，那指增長幅度超過百分之二百)。

　　2、2000年以來油價波動與地緣政治、經濟、軍事的相互影響

　　世紀之交，隨著美國新經濟的泡沫破裂，美國能源消費出現了1980年代以來的首次明顯下降，以道指、那指、標準普爾為代表的資本市場全線大幅下調；同時，美元對主要貨幣匯率出現調整的趨勢(從時間序列的邏輯上考察，美國發動克索沃戰爭有壓制歐元，減緩美元對以歐元為主體的主要貨幣貶值趨勢的發展，拯救美元、緩解金融風險壓力的嫌疑)。于是，美國金融風險的跡象開始出現。

　　2001年9月11日，美國爆發9.11事件。2002年中期，美國反恐戰爭的第一樂章--阿富汗戰爭接近尾聲，第二樂章直指中東產油區--伊拉克，戰爭進入實質性的醞釀階段。于是，中東再次成為影響現代社會最重要的經濟和戰略資源--石油供應安全的策源地。

　　2002年四季度前后，以美國為首的聯軍在伊拉克周邊集結，以此為前奏，拉開了以石油為主體的能源價格上漲的序幕。

　　2002年底至2003年初，受戰爭預期的影響，美國德克薩斯輕質原油上升到30美元/桶附近，與世紀之交前低點相比上漲幅度超過了200%。其后，隨著戰爭的臨近，油價繼續上升，戰爭爆發前一度突破38美元/桶。

　　2003年3月18日，伊拉克戰爭爆發前一周，油價從38美元/桶附近回落，戰爭溢價結束。4月中旬以美國為首的聯軍占領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月末，油價回落到25美元/桶附近，接近戰爭爆發前的起點。

　　其后，國際社會發現以美軍為首的聯軍，雖然推翻了薩達姆政權，但是伊拉克人民并沒有將其當作友軍看待，反而充滿了強烈的反美情緒。同時，在戰爭前一直反對以美軍為首的聯軍出兵伊拉克的各大國，繼續質疑美國出兵伊拉克的意圖，伊拉克局勢前景不明。于是，中東地緣政治再次成為影響油價走勢的重要因素。

　　4月29日，油價止跌回升。此后一直到年末，油價在30美元/桶附近窄幅波動，其間雖時有起伏，但波瀾不驚。

　　2004年1月，油價還在延續2003年4月份以后的走勢，在30美元/桶附近尋找方向。

　　2004年2月前后，隨著美元持續兩年對主要貨幣貶值，以歐佩克為主體的石油出口國，石油出口換取美元的資源配置能力大幅下降，發出若美元再持續大幅貶值，將調整石油貿易結算貨幣幣種的聲音。此后，雖然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聯合歐洲中央銀行、日本中央銀行強烈干預美元匯率，促使美元對主要貨幣匯率回升，但油價卻在此時從30美元/桶附近啟動，開始演繹油價上漲的狂潮。

　　3月中旬末，油價上升到36美元/桶附近。其后，美元對主要貨幣匯率強勁升值，美國公布石油儲備增加。受二者影響，油價小幅回調，月末油價回調到32美元/桶附近，調整幅度約10%。

　　4月，油價走勢再次受中東影響。此時，伊拉克什葉派領袖薩德爾發起反對聯軍占領當局的襲擊，成為油價上漲的重要因素。同時，在該月，重要的石油生產和出口國英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英國1980年代成為重要的石油生產國，其石油出口是推動其后油價下跌的重要力量之一)，全球石油供給和需求均衡的局面面臨威脅，成為影響油價走勢的又一重要因素。于是，油價再次從32美元/桶附近起步，6月初突破42美元桶。在兩個月的時間內，油價漲幅約30%。

　　其后，伊拉克占領軍和臨管會與薩德爾和談取得初步成果，以伊拉克為主體的中東局勢暫時平息。同時，歐佩克聲明增加石油產量并積極組織實施，美元的匯率干預成效顯著。于是，油價升勢的預期減弱。受這些因素綜合影響，投資市場石油投資品種平倉盤大量出現，推動油價在進入6月后開始回調。至6月底，油價回歸到37美元/桶附近，回調幅度超過10%。

　　進入7月后，俄羅斯尤科斯石油公司危機曝光，尤科斯因此面臨解體的聲音充斥媒體。在此期間，歐佩克重要成員、南美重要的石油生產和貿易國委內瑞拉爆發政治危機，政府反對派聲言并通過了罷免總統查偉斯的決議。于是，石油供應危機的預期再起，并且伊拉克持續不斷的輸油管爆炸，進一步強化了這種預期。油價隨之再上升途。

　　8月20日，油價臨近50美元/桶關口。其后，油價在俄羅斯總統承諾保證石油供應、伊拉克臨時政府和薩德爾重開和談、石油投資市場多頭平倉的多重影響下，再次向下調整尋找下一步的發展方向。

　　8月30日，油價調整到41美元/桶附近。然而，受伊拉克輸油管被炸、颶風襲擊、尤克斯危機及美國原有庫存公告的影響，油價止跌回升。

　　同時，冬季將至，與平時相比上升約10%的用油高峰也隨之將至，石油供給壓力進一步增大。9月23日，油價上沖49美元/桶，逼近50美元/桶的歷史高點。

　　從新世紀以來油價波動的頻率及其與地緣政治的相互激蕩和作用看，油價的變化明顯呈擴大與加劇之勢。

　　二、油價上漲對通貨膨脹有重要影響

　　過去三十余年，全球曾經爆發過三次石油危機，并隨之出現了三次油價的暴漲，引發了美國、日本等工業化國家通貨膨脹甚至是惡性通貨膨脹的產生，導致全球經濟陷入了低迷滯漲的格局，從而顯現了以石油為主體的能源價格(油價的上升會帶動其它能源價格的上升)和通貨膨脹的密切關系。

　　二戰后，石油逐步成為工業化國家的主要能源。1960年代初，石油占有了工業化國家全部能源消費的一半以上。該時期在國際能源生產和貿易中，來自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壟斷了石油的經營權和市場，源源不斷地向發達國家的消費者輸送廉價石油產品，推動了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社會福利的提高和綜合國力的增強。

　　在以石油為主體的廉價能源給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提供支持的同時，占石油貿易主體的產油國因油價過分低廉而沒有獲得相應的實惠。于是，主要石油貿易出口國發展了自己的組織--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試圖推動油價上升。但在1973年以前，歐佩克對油價的影響十分有限。

　　1、第一次石油危機與通貨膨脹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當時的石油輸出國組織為了打擊以色列及其支持國家，暫時禁止石油出口。當時的石油輸出口國成員多為中東國家。石油禁止出口之后，全球的油價大幅攀升，在兩年的時間里，每桶原油由4美元彈高至16美元。隨著第一次石油危機的爆發，1973年美國的通貨膨脹率超過6%，1974年超過10%。世界經濟因而受到嚴重沖擊，工業生產停滯不前和通貨膨脹引發了工業化國家戰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人們通常稱之為第一次石油危機。

　　在這次以石油危機為主體的能源價格上升過程中，當時美國的工業生產平均下跌14%，日本也下降20%，其他工業化國家工業生產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全球經濟因而陷入兩年衰退期。

　　2、第二次石油危機與通貨膨脹

　　第二次石油危機發生于1978年年底。1978年底，石油生產大國伊朗發生了伊斯蘭革命，親美政權瓦解，并爆發了美伊關系危機。在這次危機中，國際原油價格由13美元沖上34美元。1979年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再次超過10%，1980年超過13%。石油危機對其他工業化國家也產生了程度不等的影響，導致全球經濟陷入惡性通貨膨脹之中，失業人數上升，國際收支惡化。工業化國家第一次石油危機后剛剛回升的經濟又出現下降。

　　3、第三次石油危機與通貨膨脹

　　1990年8月伊拉克出兵科威特、美國在聯合國的名義下組織多國部隊出兵伊拉克，海灣戰爭爆發。在這次戰爭中，油價由每桶的17美元大力攀升至40美元，形成了近代能源史上的第三次石油危機。由于在這次危機中，戰爭持續的時間很短，實質上是一次雙方實力不對稱的戰爭，隨著戰爭的結束，油價很快得到平抑。同時，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等機構采取了降低利率等政策措施，因此通貨膨脹的幅度并不明顯，僅微幅上揚。

　　但是，自新世紀以來，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石油價格已經從底部上升到50美元/桶附近，漲幅超過300%，對物價的影響已逐漸顯現。也許，新的石油危機和通貨膨脹即將來臨。

　　根據前三次石油危機的歷史經驗和理論研究，油價上漲可能帶來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這將會把經濟置于滯脹的兩難境地，更難治理。

　　三、匯率不再對石油價格免疫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發現，石油價格較大的波動如果持續時間較長，一定會傳導到物價，并導致通貨膨脹。

　　在現行的信用貨幣體系內，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出現了較嚴重的通貨膨脹，那么該國家或地區發行的貨幣購買力一定會下降。因此，其貨幣標價的黃金價格一定會出現上漲，同時與物價相對穩定國家或地區的貨幣匯率出現貶值。

　　黃金的美元價格與石油價格、通貨膨脹高度相關。1973年、1979年兩次石油危機，金價的漲幅與油價漲幅基本一致(見圖2)。對于貨幣匯率而言，由于世界貨幣體系主體貨幣都是由西方工業化國家發行，而這些國家以石油為基礎的能源消費量都十分巨大，所以石油價格上漲帶來的是普遍的西方世界的通貨膨脹。

　　與此相對應，主要貨幣間匯率在兩次石油危機中并沒有產生如黃金價格般的巨大波動(見圖3)。圖3顯示，美元兌日元、英鎊匯率三十余年間也產生了較大波動。但是，考察后發現，這些波動和該階段的國家地緣政治(英國、阿根廷領土爭端)、經濟發展狀況(日本經濟起飛)和國家間金融戰略相關，與石油價格的波動相關度不大。

　　然而，2002年1月，歐元的誕生改變了石油價格較少影響貨幣匯率的歷史。在當前世界貨幣金融體系里，歐元作為有一個較大經濟體支撐，同時經濟和金融發展形勢又相對穩定、沒有積累讓持有者擔心的信用泡沫的貨幣，其計價的石油價格相對穩定，從而使歐元區具有較強的抵御石油價格上漲的壓力。隨著石油價格的上漲(美元價格)，歐元兌美元升值，石油價格影響匯率的現象出現了。

　　油價飚升對我國產業鏈有多種影響

　　1、石油價格對現代產業結構的影響

　　在現代國民經濟統計計量的GDP指標體系中，幾乎產業結構的任何一個環節都和能源結緣，其中石油是極其重要的角色。

　　隨著全球工業化進程的發展、產業分工的演化，當前世界經濟逐漸朝著一體化的方向邁進。與此相對應，基礎原材料采掘或生產、加工、銷售各環節對石油的依賴越來越強。于是石油不但是現代經濟生產、流通、消費和居民生活各環節主要動力的來源之一，還是支持經濟走向一體化的現代交通工具的基礎平臺資源。

　　在現代技術條件下，如果沒有了石油，現行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將會發生重大改變，現行的社會結構的構造和運行機制也將面臨危機。因此，近年來，世界各國普遍關注自身的石油供給渠道的穩定問題，紛紛制定國家能源安全戰略，其中石油被作為國家能源安全戰略的主旋律，成為許多國家國家安全、外交、內政的主導工作之一。現在，人們對目前可能引發的石油危機、油價暴漲的擔心，正在表現為對地緣政治和經濟發展前景的擔憂。并且，這種擔心和擔憂又以油價對產業結構的影響為甚。

　　在石油處于現代能源消費結構主體地位的今天，石油已位居經濟結構產業鏈的頂端。因此，石油價格的波動會直接或間接影響物價，形成通貨膨脹并對經濟發展產生停滯作用，對社會經濟運行構成重要影響。比如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機，及其導致的蔓延整個世界的通貨膨脹，以及西方世界的經濟滯漲(與此相對應，低油價時期以美國為主體的工業化國家經濟發展處于穩定、高速發展階段)，進一步為這種擔心和擔憂提供了理由。

　　進一步探究擔心和擔憂的深層原因，梳理石油在現代社會的經濟運行機制，可以發現，現代能源結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并且這種替代形成了能源結構中的價格傳導機制，例如油價的上升導致其他能源資源價格的上升，并和石油價格上漲一起傳導到物價指數上去，影響宏觀經濟的運行。

　　同時，在現代社會經濟運行與評價中，宏觀調控是以其運行在各環節上的貨幣流量為標的的。因此，以石油為主體的能源價格上升在物價上的影響，除了以石油為主體的能源價格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到物價上之外，能源在產業鏈各環節的利稅、經營成本上也有反映，并傳導進而形成推動這一環節的物價上漲。這些相關的以貨幣計量的經濟流量，最終還會傳導到金融和服務領域的以貨幣計量的社會經濟活動流量上，推動這一環節以貨幣計量的財政稅收、經營成本上升，形成能源價格上升推動的物價上升的最終環節。

　　在能源與現代社會經濟運行關系中，這些環節的存在放大了以石油為主體的能源價格對物價和社會經濟運行的影響程度。第一次石油危機、第二次石油危機對世界經濟影響機制就在于此。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歷的兩次較嚴重的通貨膨脹和能源價格上漲的關系也在于此。

　　就當前的世界經濟而言，隨著油價的上升，新經濟泡沫的破裂、股市下調(以石油為主體的能源價格上升，導致相關公司經營業績下降)、美元對主要貨幣的貶值，已經有了激發貨幣泡沫--游資從蓄水池中溢出的危險。如果這一危險發生，從資本市場溢出的貨幣泡沫--游資，沖擊以石油為主體的資源市場，形成游資沖擊性的經濟資源價格持續上漲，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有可能比第一次石油危機和第二次石油危機還要嚴重，甚至引發嚴重的國際政治危機的可能性都存在。這一點，其實從近幾年中東危機和里海周邊危機中，可能已經露出了苗頭。

　　2、石油價格上升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及應對措施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農村人口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和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石油消費量開始呈現出高速增長的趨勢。在這一趨勢中，我國的石油需求對外依存度迅速上升。石油問題開始成為國家安全、經濟穩定發展的戰略問題。近年來，我國在中東、俄羅斯、里海周邊、非洲和東南亞開展的一系列外交工作中，隱含的石油外交說明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

　　同世界其他工業化國家一樣，石油在我國也是處于經濟產業鏈的頂端，油價波動也會傳導到物價上，進而對宏觀經濟和金融政策產生重要影響。當前，隨著我國石油消費量的上升和需求對外依存度的增大，除了石油供給渠道的穩定和安全外，石油價格也是一個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石油的定價機制上，我國的油價跟隨著國際價格的波動進行調整。因此，我國油價調整中的主動性比較差。這種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國宏觀經濟和金融政策調控的主動性。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演進、國民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在國際產業分工中取得世界工廠的地位，綜合國力的增強，我國的總能源消費量和石油的消費量也將隨之繼續高速增長。能源的消費量持續快速增長和石油需求對外依存度進一步提高的趨勢將難以扭轉，社會經濟發展對能源的依賴程度會進一步增強。與此相對應，社會經濟和金融運行與以石油為主體的能源價格的關聯也會隨之進一步增強。

　　工業化國家能源安全、能源與社會經濟發展和運行機制的關系、能源價格和社會經濟、金融運行機制的傳導，以及能源價格與宏觀經濟、金融政策調控的機制，也會在我國發生作用。并且，由于對油價的定價權我們幾乎沒有主動性，這一機制在我國發生作用時，政府政策導向的主動性將會很低，相反被動的適應機制卻在增強。考察煤、電、油全面緊張以來，我國物價指數相續出現需要政府調控的局面，就可以發現，與以石油為主體的能源價格上升相關的價格機制已經部分地在我國產生影響了。

　　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如果以石油為主體的能源價格持續在高位運行或者繼續攀升，在經過半年左右的滯后效應后，油價的變動將會反映到社會經濟運行和物價指數上。與此同時，在該階段以石油為主體的能源價格上漲形成的國際經濟和金融調控及風險，也可能傳導到我國國內，增加國內宏觀經濟和金融調控的難度。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準備。上海證券報上海源復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首席戰略分析師劉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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