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國企、尤其是大型央企，在未來幾年中的大崛起，是當前每一位觀察者都應該認真思考的頭等大事。

    種種跡象表明：“國退民進”絕對不是國企改革的方向，正如國資委最近的文章中指出的。演繹為“國退民進”，主張“國有經濟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只講“退”不講“進”，是不正確的。我們看到，正在加速推進大型國企、尤其是100多家央 企的改制上市步伐；上汽集團、五礦集團、中石油、中石化等國企挾巨資正在全球尋找收購對象；在宏觀調控的背景下，寶鋼、中鋁、中房、百聯等對行業正大舉進行整合等等。顯然，央企的大力擴張是具有全局性、戰略性、歷史性的大部署行動。

    剛剛閉幕不久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強執政能力建設”，“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加強國有企業的實力、加強對經濟資源的掌控能力，是其題中要義。可以說，近期圍繞國企改革而起的“郎咸平爭論”，來得很是時候。拋開其觀點本身不論，郎咸平在發起這一爭論的時間選擇上，可以說把握得非常準確。

    當前有兩種思潮，容易對投資者產生誤導。一種是認為國企改革就是產權改革，而且，改革方向是所有權和經營權的統一（比如MBO），這樣的公司才有效率、治理才好、投資價值才高。這是完全錯誤的。

    國企改革并非簡單地等同于產權改革。可以預計，在未來幾年，對于中央企業的產權改革，仍將以釋出少量股份以公開上市、引進海內外戰略投資者為主，國有產權仍將處于不可動搖的主導地位。中國的國企改革，既不會走俄羅斯葉利欽式的寡頭瓜分式的私有化道路，也不會走英國撒切爾夫人式的“人民資本主義”道路。國資委也表示：“按照市場取向做強做大有優勢的國有企業，搞好有影響力、帶動力的國有骨干企業，對實現地方經濟和社會總體規劃，維護地方經濟和社會穩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顯然，考慮國企改革發展這一課題，要放在中國政治、社會的大背景下來展開。拒絕疾風暴雨式的產權革命，進行微觀的改良，應該是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

    同時，我們還應看到，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才是一百多年來現代企業制度發展的主流，而MBO等只是對這一主流的某些弊端的修正罷了。比如，IBM與沃森家族、可口可樂與伍德拉夫家族、索尼和盛田昭夫家族、花旗銀行、摩根大通銀行、摩根斯坦利與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的關系顯然已經非常之淡，但它們的公司治理、投資價值并沒有削弱，反而大大加強了。一味地高估民營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統一的“價值”，貶低兩權分離的大型企業的價值，是不正確的。

    另一種具有誤導性的思潮，是認為流通股東在企業中的發言權越大越好，甚至有人認為新出臺的分類表決辦法中，流通股東的表決權利還太小，還要參與到企業的經營管理決策中來，這是極端錯誤的。

    舉個稍遠一點的例子，就是蘇格拉底之死。蘇格拉底認為，他所居住的雅典的衰落，正是由于其直接民主制存在問題。正如做鞋子的工匠必須懂得做鞋子的知識一樣，管理雅典城邦也需要專門的知識。如果讓不懂得治國的民眾來直接投票決定城邦大事，不可能治理好城邦。因此，他主張專家治國論。因此，感覺到神圣的直接民主制被威脅的雅典人，民主地處死了蘇格拉底。應該說，蘇格拉底的觀點得到了現代人的認同。哪怕是當代西方國家如英國、美國，也并非實行完全的直接民主。而在當前，在大股東主導企業話語權的同時，加入具有專業水準的戰略投資者的聲音，也讓流通股東在一些特定問題上“參政議政”，應該是一種比較符合中國國情的做法，但千萬不可矯枉過正，否則將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