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教授在這次國企改革爭論中一直認為自己是用數據說話，所以以此得出的結論應該無可挑剔。用數據說話是研究金融經濟學的學者的基本要求，但它要求前提正確，同時，用數據說話的學術研究不同于政策性研究，并不一定能指導政策制定，也不一定能成為指導企業行為的依據

    “我是做實證的財務專家，只是用數據說話的學者而已。”“我的 每一句話都有數據支持。”“我希望經濟學界的爭論回歸到主流，希望用數據說服我，罵的學者從來沒有在數據上挑我的毛病，因為挑不出來，因為我是受過專業訓練的學者。”“國有企業真的比民營企業差嗎？你拿數據告訴我。”郎咸平教授如是說。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公司金融教授朱武祥認為，郎教授的說法太絕對。實際上，郎教授在“用數據說話”時，經常選擇有偏向的數據，比較標準前后不一致。郎教授的數據說話，很多前提就有問題。郎教授的很多言論恰恰是傳教士的批判，而不是嚴謹的科學態度。僅舉幾例。

    事實上我的論文已經證明了多元化經營的不可行性……這篇文章登出以后，是相當有震撼力的，因為我們提出了一個反思維，美國企業多元化是相當有害的，我們應該將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我論文的證據表明，當美國企業開始進行多元化投資的時候，股價平均跌幅為20%左右。（郎咸平《整合》）

    朱武祥：應該說，郎教授這段話大大偏離了他與合作者Stulz在1994年論文中的學術表述。郎教授和Stulz1994年的論文只是用美國1980年代的部分樣本進行實證，而不是證明。結論中只是說“本文結果支持了多元化不能取得超常業績的觀點”，并沒有證實多元化不可行。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還沒有人證明多元化不可行，郎教授更沒有。

    郎教授和Stulz用的是托賓Q方法。他用這種方法想證明的是事情可以如下表述：ABCD4個公司分別從事不同業務，加在一起成為E公司，如果把ABCD4個公司為彼此獨立的4家上市公司，則他們加在一起的價值比E公司要大。那么，這4家公司“如果分別為彼此獨立上市公司”的數據是怎樣取得的呢？我們比如在E集團公司中，A做紐扣、B做啤酒，C做電廠、D做旅游，分別在股票市場上找一家相同業務、規模相當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進行類比。得到的結果是：這4家企業在一家集團公司下比分開相加的市場估值要低，郎教授通過這個例子說明多元化不可行。實際上，股票市場上完全可比的公司基本上不存在，這樣的比較并不準確。

    到目前為止，多元化的實證結果很不一致。有許多實證研究并不認同“企業多元化經營的股價折扣”觀點。這些研究恰恰說明，這些企業在加入集團公司前折扣更大。在沒有進入E公司前，比如A公司比同類上市公司價值低20%，但加入E公司后價值卻只低10%了。因為,在加入之前A公司得不到貸款、得不到融資，但在加入后卻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因此,反而升值了。

    郎教授多元化研究采用的數據是美國1980年代的樣本。1980年代美國對多元化企業的評價是負面的。如果同樣以研究方法和評價標準來衡量，那么在1960年代，美國投資者對于多元化的評價是正面的，多元化企業的股票價值超過專業化企業單獨上市的股票價值之和。在1960年代，多元化企業集團在當時產品市場投資機會和外部資本市場融資條件環境下是有效的，投資者喜歡通過直接投資多元化企業，替代自己的組合，或者說由上市公司業務多元化的效率超過了投資者自己分散投資多個專業化經營企業。而到1980年代，投資者自己的組合能力增強，或者說投資者自己的多元化組合的價值超過企業多元化，因此，不喜歡多元化，僅此而已。多元化在產品市場和金融市場均欠發達的發展中或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更為普遍，并且在美國80年代多元化企業集團大量分立解體浪潮以來，仍然保持多元化格局。

    僅憑投資者好惡不能完全說明企業多元化成敗。郎的學術研究只是以股票市場估值有效，是從股票市場投資者角度去評價而不是公司角度。公司經營成敗不能以股票市場作為惟一衡量標準。例如，最近A股股價漲了，但公司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因此，經營者沒有必要太在乎股票市場評價，而要踏踏實實把實業做好。

    拿美國1980年代數據就得出“多元化不可行”的極端結論，無異于拿把鈍刀亂揮以為會“削鐵如泥”。

    我發現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國有企業跟香港本地的家族企業相比，總資產的回報率，國有企業是4.1％，民營企業是4.3％，所以民企好一點兒……每單位資產創造市場價值國有企業是1.113倍，民營企業是0.97倍，所以，以這個數字來看國有企業比較好。但每單位資產創造的價值國企是1.13倍，民企是0.97倍，就創造價值而言，國企好一些（郎咸平在8月28日資產流失與國有經濟發展研討會上演講）。

    朱武祥：內地在香港上市的國企是什么樣的企業？是石油石化、通訊、鋼鐵等特大型國企，它們得到的是壟斷利潤。在中國分布在幾十個行業、數以十萬計的全部國有企業中，石油石化企業的利潤竟然占40%左右。而香港的家族企業大部分都是在競爭性行業，對這些情況都不了解，拿那些根本不可比的數據來比較，很滑稽。

    另外，用股票市值來做實證檢驗很不可靠。股票市值是波動變化的。前些時期，恒生指數上漲，H股下跌，豈不是又該說國有企業比香港民營企業差嗎？

    而且，郎教授前后比較基準不一致。以每單位資產創造股票市場價值來說明國有企業比香港家族企業好，以經營業績（財務報表的會計利潤率）來說民營企業效率高。

    中石化與母公司進行上述交易的真正原因是幫助母公司盈利。中石化母公司換出的資產賬面值僅為4.7億元，評估值則為10.3億元，兩者差額5.6億元，評估增值120%。中石化換出的凈資產賬面值為10.3億元，兩者相差無幾（郎咸平《整合》）。

    朱武祥：如果是國內非常財經人士發表這樣的看法還情有可原，但郎教授是公司金融專家！在提到中石化2002年4月一次股價波動時說，“很可能是賤賣資產而導致股價下跌”。這樣的推斷似是而非。如果我們查看一下境外投資銀行分析家的分析報告，從來沒有提到過“賤賣資產”。因此，這純屬對數據進行臆斷。

    其實，中國國有企業重組時的通常情況是買入資產價格偏低，即用盈利資產置換出虧損資產，例如，廣東福地彩管業務（換出）與高速公路置換（換入）。因此，要看置換資產的實際狀況。像廣東福地，換出的是彩管業務，巨額虧損，而且行業仍在走下坡路，換回則是具有成長性的高速公路。如果兩邊都按照賬面資產進行置換，能夠等價嗎？

    金融教授應該知道估值方法。換出資產如果是虧損資產應該按照清算價值計算，換入的資產如果是盈利資產應該按收益法估值。不能僅僅因為評估值比資產賬面值高，就判斷說高估。后來郎教授又判斷說中石化一百多萬買一個加油站，是買貴了。是怎樣做出判斷的？有沒有看過相關估值報告？也許我們該套用郎教授對提出異議者常用的語言：拿出數據來。

    中石化削減1.1萬名員工，雖然可以每年節省2900萬元成本，不過，要向員工發放2.44億元賠償金。因此可以說，這個交易偏幫母公司而損害中石化及小股東的利益。（郎咸平《整合》）

    朱武祥：這就是著名實證的財務專家的論斷！中石化削減的1.1萬名員工是上市前對境外投資者的承諾，這些員工10年都不在冊了，不能再享受工資和其他福利。因此，中石化削減員工所節省的成本顯然不應該按照一年2900萬元計算。過去國有企業與員工的關系是隱性合約，永久雇傭。因此應該用每年節省的成本乘以若干年，才能與發放賠償金的數額進行比較。

    中石油和中石化的派出比率（股息對盈利比率）分別為57.0%和43.3%，低于國際水平。我國3家公司的低派息比例不太符合石油行業多派息的原則，我想這是相當危險的信號。舉例而言，低派息的直接結果就是亂投資……大慶油田和勝利油田的非主營業務投資，每家即達到1000億元人民幣。（郎咸平《整合》）

    朱武祥：郎教授為了說明中國的石油公司業績差，把中國的石油公司與世界上最好的石油公司進行數據比較。事實上，中國的石油公司上市伊始被投資銀行和境外股票市場定位為“新興市場國有民營化縱向整合的石油公司”，估價類比對象是俄羅斯、巴西、阿根廷的石油公司，而非世界一流石油公司。因此，應該說，中國石油公司參賽在第二方隊。郎教授評論中國的石油公司時經常使用“低于國際水平”的數據比較，但對于國際水平的數據怎樣得來卻從來沒有過交代。

    不派息等于亂投資，郎教授如此武斷的結論令人吃驚。美國微軟1985年上市，直至2002年才開始分紅，那是因為它處在高速成長的擴張時期。你能說它一直在亂投資嗎？如果說大慶油田和勝利油田的非主營業務投資，每家達到1000億元人民幣，屬于“亂投資”，也是有歷史淵源的，因為它要解決很多社會負擔，所以要辦三產等。而現在中國在境外上市的石油公司通過剝離，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境外資本市場評價，情況已經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