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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郎顧之爭中，我們會看到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論爭剛開始時，對于主流經濟學家表現出的沉默，媒體一片驚呼：經濟學家集體失語。然而，論爭進行到現在，除了被郎咸平質疑的三位企業家出來低調回應外，作為利益主體的重要一方，沒有一個企業家出來對論爭發表意見，也沒哪家媒體像追逐經濟學家那樣去追逐企業家。這到底是一個無意識的失誤還是有意識的選擇?
這次論爭牽涉到四方利益，即學者、企業家、員工和政府。除了學者外，最應該出來說話表達意見的還有其他三方。但是，作為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和企業的監管者，政府應扮演一個不偏不倚的公正角色，因此，政府的失語應該能夠理解，而且從某種角度來說，政府必須失語。至于員工，雖然與企業的利益有著密切的利害關系，但是，鑒于他們很多人為生存而奔波以及表達能力上的欠缺，他們失語也尚可理解。惟獨企業家是最不應該缺席的，因為他們是被社會看作強勢群體的。他們有著良好的表達能力和表達公器，也是媒體追逐的采訪對象，更重要的是，他們是這場爭論的焦點，是被質疑的對象，他們理應站出來大聲為自己申辯，然而，他們居然集體沉默了，這委實讓人不好理解。
有人善意地從企業家的角度為其辯護，認為企業家不回應是忙，不像學者和公眾那樣有時間爭來爭去，打口水戰。企業家是務實的人，他們需要的是利潤而不是真理。確實，張瑞敏、李東生和顧雛軍在回答他們為什么不想回應的時候，都強調了這一因素。也許他們的確忙，但是不是所有的企業家在所有的時間都忙呢?對于其他問題，企業家能不惜犧牲自己寶貴的時間，接受記者的采訪，為什么對于這個有關企業家群體的道德污點問題，企業家反而以種種理由避而不談?顯然，時間緊、事太多不是原因。
另一種解釋是，企業家正處于弱勢，不敢說話。張維迎就是這么認為的。張認為，目前的政策環境和商業環境都處于有史以來最好的階段，而輿論環境則是1992年以來最不好的。在去年以及更早一些時候，有人就提出了企業家的原罪問題，而這次在社會上又出現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個中國企業家隊伍的言論。姑且不說張的這個企業家輿論環境最差的判斷是否恰當，即便如張所言，我們看到，去年也有很多企業家，包括一些頂級企業家，對所謂企業家的原罪問題出來反駁，告誡民眾不要有仇富心態。僅僅一年未到，是企業家所處的社會環境更惡化了，不敢說話了?還是面對學者和民眾質疑的事實確有難言之隱，因而只好不出聲了?
不必否認，即使是強勢力量的企業家，也會在某個時候的某個時點上變成弱勢階層，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家們的失語，也許有張維迎指斥的輿論環境差這個因素在內。但是我認為，企業家缺席于這場論爭，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目前的火候上，企業家不宜出來說話。想想看，站在被告席上，為自己辯護，面對群情激奮的輿論，可能會惹火燒身；反戈一擊，又可能得罪同行；而說些不痛不癢的話，可能兩邊都不討好。于是，最明智的做法就只有回避。
或許還有其他的因素。但是不管如何，比起經濟學家來，企業家們的失語才是真正的失語。它使得這場論爭變成了某種程度上的學界圈子里的獨腳戲，從而削弱了論爭本身應有的意義。上海證券報鄧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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