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監會確定23家高危券商名單 如果退市誰來買單

    專家表示：政府救市不是長久之計，退出機制應當面向市場

    9月下旬，證監會確定了23家高風險券商“黑名單”，這一頗有符號意義的舉措，重新牽引了人們對問題券商和金融風險的極大關注。

    眼下，證券市場正處于多事之秋，漢唐證券被正式托管，南方證券 險些破產……券商問題連連，并不完善的證券市場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

    市場究竟應當如何面對問題券商？政府又將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在記者采訪過程中，不少專家學者呼吁，券商出了問題，不能老是由國家來買單和兜底，這樣不僅容易給投資者和債權人帶來損失，也將在無形中帶來巨大的金融風險。為解決券商退市問題，建立完善的市場退出機制已經刻不容緩。

    幾多券商落入風雨飄搖中

    在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方芳教授表示，隨著證券市場整頓力度的加大，一批問題券商將浮出水面，這將為市場監管帶來新的挑戰和問題。

    隨著23家高風險券商名單的公布，券商生存危機再次受到市場關注。2001年以來，經營環境的持續惡化導致券商利潤空間被大幅壓縮，不少券商到了生死存亡的邊緣。盈利模式單一、成本控制不力、風險意識淡薄、融資渠道不暢，市道不景氣喪失高額利潤，種種內外因交織，使得不少券商處在了風雨飄搖中。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認為，券商“只進不退”的問題比較突出。現實的情況是，證券公司的數量穩定地保持增長，社會資本穩定地高速進入證券行業，近年來除了鞍山證券和大連證券等少數幾家被管理層強行退出外，即使是在市場的低迷階段，證券公司基本上也是只進不退。這樣，一方面，進入政策放開而退出渠道不暢，出生有余而死亡不足，證券業過度擁擠；同時，各地券商重復建設嚴重，難以達到起碼的規模經濟；另一方面，在競爭中失利的券商不愿被兼并收購或破產清算，不能及時止損退出市場，導致惡性競爭現象嚴重，使證券業不能維持必要的利潤率。

    許多業內人士建議，應盡快建立券商退出機制,剔除問題券商,從而達到純潔券商隊伍、保護投資者利益、促進市場健康發展的目的。

    政府主導下的退出機制凸顯弊端

    方芳認為，問題券商的出現，是中國轉型過程中的成本，是正常的。它本身也是一個風險，解決處理也許暫時會給社會帶來影響，但這會避免更大問題的爆發。

    目前，在面對出現嚴重違規或者資不抵債、瀕臨破產的券商時，我們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是：政府為了穩定局面、保護投資者利益，出面主持將其由其他證券公司兼并或直接由政府托管，管理層采取的是被動退出的方式。這樣的例子并不少見，在這一系列的事件中，政府成了券商退出機制的主導力量，而非市場這只“無形的手”。

    方芳說，政府主導型的并購或托管對于擴大券商規模、降低風險、整合資源、維護社會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隨著我國證券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政府行為在券商重組問題上的弊端也會逐漸暴露出來。

    政府的主導力量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券商委托代理、授權經營、風險防范等問題，同時，狹隘的地方保護主義限制了資源夸行政區域配置，無疑為本應由市場為主導的活動增加了交易的時間成本和資金成本；同時，無論采取關閉撤銷的形式還是采取行政接管、兼并重組，實際上只是形式上的區別，并不存在實質上的不同——最后都不得不落實為國家財政的資金支持，都先由地方政府財政擔保向央行再貸款用于支付自然人保證金。以往幾年,每有券商關門,總是央行買單,僅一個鞍山證券關閉,就讓央行通過再貸款為其墊付了10多億元，而政府為接管南方證券這個爛攤子，同時調撥的備用資金就高達80個億；而且，這種“政府主導型”的退出機制極其容易形成證券公司管理層的心里預期，即無論進行怎樣的投資，盈利總是自己的，虧損總是國家的，即便破產也是國家買單。由此惡性循環，無形中將形成巨大的金融風險。

    方芳說，券商的退出應當盡量市場化，若政府介入或保護得更多，其風險將會轉移到政府身上，這不符合市場經濟中的政府職能。

    專家分析認為，為避免此類情況的繼續發生，政府的工作重心應放到做好風險防范工作、加快證券立法、建立健全券商退出機制上來，減少對券商重組和破產的行政參與，把券商真正推向市場。

    巴曙松表示，通常而言，成熟市場的證券公司退出大多表現為市場化并購方式的主動性退出，這顯然有利于證券公司的規模擴張和業務整合。

    券商退市呼喚市場“無形的手”

    在記者采訪的過程中，不少專家建議，應該利用市場這只“無形的手”，給問題券商造就一個合理、合規、合法的完善有效的退出機制，以保護市場多方面的利益。

    第一，引入破產機制，給市場鏈條一個終結點。

    2003年，鞍山證券公司被中國證監會“紅牌罰下”，此舉開了中國內地券商退市的先例。隨后，大連證券、富友證券、佳木斯證券、新華證券等數家券商被責令關閉或撤銷。

    必須承認，破產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對于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是一個長期的利好。但是，中國證券市場又存在著特殊的現實情況。關于券商破產這一問題在法律上沒有明確的界定，相關的配套制度，如臨時財產管理人制度、券商破產退出的監督人制度和投資者保護制度等都沒有建立起來，券商破產存在無章可依的尷尬局面。同時，股市持續低迷導致虧損券商數量大增。2001年券商的虧損面為28%,2002年超過50%,2003年券商的虧損額達到10多億元,今年上半年虧損面為30%左右,很多券商的每股凈資產都在面值以下。因此專家提醒，在市場化的券商退出機制建立起來之前，盲目地引入券商破產機制，將會給社會帶來許多不安定因素，同時造成改革成本的極大浪費。

    第二，完善重組機制，給券商一條并購坦途。

    面對加入WTO后國內證券市場日益嚴峻的競爭壓力，一些小型券商由于業務雷同、缺乏創新，處于競爭劣勢，券商的高額壟斷利潤不斷喪失，經營日漸窘迫。這使得通過兼并重組，用并購、股權投資等手段進行同業合并顯得尤為重要。券商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在最短的時間內、用最低的成本迅速擴大資本規模、增強整體實力，達到市場資源、技術資源、資金資源等的全面整合。

    同時，我國的金融情況比較特殊，各地券商基本都是當地金融產業的支柱，對問題券商的處置問題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關系，協調起來非常復雜。相對于破產而言，并購重組的難度相對較小，從國內市場已有的案例來看，并購重組對于處置券商風險也是行之有效的。

    第三，建立券商退出的配套機制，給證券市場一個成熟的環境。

    一套完善的證券市場退出機制不僅包括券商退出方式的健全，同時還包括完善的法規體系與科學合理的退出程序、以監控流動性風險為核心的券商退出預警機制、中小投資者保護機制。而在具體實施當中,監管層也應該給予政策傾斜,在實施分類監管時,通過建立一整套的監管指標體系如凈資本監管指標等,給予那些資產質量良好、內控制度規范的券商在業務創新方面的優先資格，逐步確立積極的市場激勵機制。

    值得一提的是,在處置券商風險的時候，特別需要考慮如何保護投資者利益的問題，這是推動問題券商退出市場的前提條件。

    市場人士指出，根據成熟市場的經驗，設立投資者賠償基金是比較好的選擇，一方面有助于保護投資者利益、增強投資者信心、避免社會動蕩，另一方面還便于對會員券商的經營活動進行監督，并在較大程度上化解單個券商的破產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