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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歐洲企業選擇投資銀行，往往是只忠誠于一、兩家公司。在亞洲則不同，該地區許多企業首腦選擇投行的前提假設是，所有投資銀行在處理交易方面的水平都差不多。因此，在股票首次公開發行(IPO)及并購業務上，亞洲公司們選擇投行的標準只有一個：價格。所以，那些報價比對手更低的投資銀行有更大的希望贏得交易。
在亞洲的大多數國家，低收費是金科玉律。自1997至1998年的金融
危機以來，在日本以外的亞洲國家中，企業的IPO為各投資銀行帶來的回報是全球最低的。據數據研究公司Dealogic的統計，去年，為亞洲企業IPO擔任顧問的投資銀行獲得的平均收入僅為籌資總額3%。而在美國，這一比例是8%。
多年以來，在美國和歐洲，投資銀行們憑借令人生疑的操作手法，人為地將費用維持在高位，因此，對于這些投行在亞洲遭遇的殘酷競爭，幾乎沒人會感到心痛。而一旦這種幸災樂禍的情緒漸漸消退，另一個問題就浮出了水面：亞洲的低收費定律會對資本市場產生什么影響？
目前看來，至少有兩方面的后果給資本市場帶來了困擾。第一個后果可稱為“花旗集團問題”。這家全球最大的金融機構與亞洲地區的監管者已經鬧得不可開交，本周這種關系達到頂峰：日本監管機構指控花旗誤導“幾家客戶”。具體的指控是，花旗告訴客戶，只有購買該銀行正在發行的幾種債券，他們才能獲得貸款，這一行為用反壟斷術語來說就是“搭售”。這顯然是公司為彌補其微薄的承銷收益所為。
亞洲低費率環境的另一個后果是，投資銀行可能會草率執行交易，而令投資者吃虧。對投資銀行來說，如果它們僅能得到在紐約或倫敦收入的一個零頭，它們自然不會給予亞洲客戶高規格的待遇。
贊成讓投資銀行家獲得更高報酬，這聽起來令人討厭，但希望維持現狀的亞洲投資者和公司也許應該認識到，付出多少，收獲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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