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10萬個為什么 尚福林和周小川的異同

　　水皮雜談

　　水皮曾經說過，“中國證監會主席這個位置是部級干部中也許是最傷心勞神的位置，因為只要股市一開盤，那么就有漲有跌，漲多怕狂熱，跌多了怕穩定，這根神經不由自主地就給抻得緊緊的。”因此，證監會主席的任期不宜過長，任期過長必然會神經衰弱，影響身體健康。

　　從保護干部身體健康的角度考量，尚福林的任期也就差不多了，如果尚福林下，黃奇帆上并不是不可能的。有人說，在目前的中國政壇，干部的輪替不會影響大政方針，這話原則上沒有問題，但是具體到中國股市就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作為一個不成熟的市場，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市場，作為一個既為定位困惑也被歷史遺留問題困擾的市場，中國股市一直就在監管和發展的博弈中平衡，主政的主席對市場的認識直接影響到政策的取向，從而影響到市場的走勢，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事實。2000年周小川接掌證監會的時候，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市場的問題交給市場去解決，周小川進一步表示以后證監會不再以調控市場指數為己任，不再以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門而自居。在市場化的同時，周小川同時明確的還有所謂的國際化。周小川是中國資本市場最早的創意者之一，也是著名的海歸派首領。周小川主政證監會期間，大批的海歸派人士匯聚于證監會，下到部門的副職，上到周小川的助手高西慶都有海歸的背景。不僅如此，證監會還以500多萬年薪的代價聘來了第一個海外的副部級干部副主席史美倫，由這個號稱鐵娘子的副主席主管上市和發行，有人開玩笑說，在當時的證監會不說英語是找不到朋友的，玩笑歸玩笑，但是卻真實地反映了海歸和土鱉的矛盾。

　　市場和國際化有沒有錯？

　　沒有錯。

　　周小川主政的兩年，中國股市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大喜大悲：“兩年間，我們經歷了‘5.19’財富效應的釋放的

　　喜悅，經歷了國有股減持的困惑，經歷了集中打擊莊家操縱股價的風暴，經歷了中國股市何去何從的辯論，經歷了超常規培育機構投資者的風浪，經歷了中國證監會自我削權的角色轉變，經歷了公司化治理獨董制度的推出，經歷了中國B股市場的開放，經歷了中外合資基金和合資券商的建立，經歷了QFII作為WTO承諾開放的實踐，經歷了新股發行額度制向審批制的轉變，經歷了那么多上市公司的丑聞揭露，經歷了新經濟網絡泡沫從暴炒到破滅的痛苦，經歷了指數從起點回到原點的一個輪回。”(《搏傻》P.263)

　　中國投資者兩年的經歷令人感慨萬千，有的是明白的，有的是不明白的，有的是半明半白的。周小川說不再調控指數，但是當指數跌破1514點時還是跑到國務院要來了一紙暫停國有股減持的決定。中國股市本來就是一個政策市，本來就是一個建立在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環境下的不完全資本市場，盲目的國際化和市場化，必然導致“洋教條”的失敗。證監會推出的諸多市場化措施，如戰略投資者，如新股定價市場化，包括再融資的增發最終都走向出發點的反面，最后周小川才認識到，中國不僅是一個新興市場，而且還是一個有待轉軌的市場。

　　不得不指出的是，周小川出面領到了國務院的暫停令，重新從財政部手中奪回了國有股減持的主導權，但是隨后證監會犯下了一個巨大的錯誤，那就是在全國范圍內征集所謂新的國有股減持方案并由此引起曠日持久的所謂大討論。在第二年國務院“6.24”明確宣布停止在二級市場減持國有股之后，這場討論最終失控走向全流通，為中國股市在不適宜的時間背上了無法承受之重，影響至今。

　　2004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誕辰100周年。鄧小平思想的核心就是發展，“發展是硬道理”，有分歧怎么辦？擱置，不爭論！如果一定要爭個是非曲直，當初就沒有中國股市，也就根本扯不上全流通還是半流通。可惜的是，這個道理并不是人人都明白的。更為笑話的是，連國資委都回避國有股減持，證監會卻還有人拼命在做鼓動，一會兒稱時機成熟了，一會兒又東找試點西找試點。

　　作為前主席，周小川提出了市場能夠解決的問題交由市場解決這個絕對真理，周小川沒有回答的是，市場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又該由誰解決呢？

　　尚福林要回答的恰恰是周小川所沒有回答的。2003年11月，也就在上證指數(資訊 行情 論壇)跌破1307點，尚福林被人解釋成上漲幅度為零的時候，尚福林公布了他的“尚八點”，在“尚八點”中，尚福林第一次明確提出了“股權分置”的概念，第一次明確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必須切實保護公眾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維護市場的穩定發展。這是尚福林上任近一年后第一次系統性指出資本市場穩定發展的意見，可以看作是尚福林一份晚到的施政綱領。兩個月后，國務院發布促進資本市場發展的九點意見，“國九點”問世，需要說明的是，“國九點”并不是一份由國務院起草的報告，按慣例，這也還是證監會拿出的意見，不過由國務院發布一來分量不一般，二來也的確有助于證監會和其他部門的協調。“國九點”應該是“尚八點”的官方正版。

　　“國九點”頒布之后，尚福林透露證監會將會合其他部門成立六個工作組落實“國九點”。這六個工作組的議題分別是“拓寬券商融資渠道”、“積極穩妥解決股權分置”、“鼓勵合規資金入市”、“完善QFII試點”、“完善資本市場稅收政策”、“積極穩妥發展債市”。6個議題，顯而易見，沒有一個是市場自身的力量能夠完成的。

　　從“尚八點”明確至今，中國證監會采取了一系列的舉措，比如改革發審委，比如推行保薦制，比如試行股轉債，比如試行新股詢價制度，比如提出

　　類別股東表決設計，這些改革雖然沒有冠之市場化的名義，但是卻是踏踏實實地在一點點的明確市場主體，這個主體不是證監會，而是上市公司和投資者，是一個個在解決問題而沒有追求所謂的完美和接軌。我們不能把“國九點”的出臺歸結于尚福林的面子，但是我們依然要指出的是“國九點”沒有出自周小川任上，而是出自尚福林任上就說明“國九點”和尚福林分不開。如果“國九點”值得肯定，那么尚福林就是首功之人，如果滬深股市因溫總理之言而升，那么尚福林也是首功之人，在落實“國九點”的過程中，將尚福林調任是解釋不通的，至少不能把尚福林可能的履新理解為貶職和處罰，這一點我們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更何況，證監會副主席史美倫剛剛辭職，桂敏杰剛剛出任副主席，這個時候換主席不僅人事變動過于頻繁，而且也不符合組織原則，國務院會成天開會討論證監會的人事安排嗎？

　　周小川上任的時候，上證指數是1300點左右，離任時，上證指數也是1300點左右。和周小川相同，尚福林上任時，上證指數在1300點左右，傳言離任時上證指數也是1300點左右。不同的是周小川任內上證指數創下新高2245點，中國股市被官方擠泡沫擠到1300點，尚福林任內上證指數創下新低，中國股市遭遇的是宏觀調控的冷環境，同樣是1300點，前后成因各有不同。

　　誰敢拍胸脯說，證監會換個主席不會換種思路？誰也不敢。再說，頻頻的更變主席實際上會構成市場的最不確定因素，中國股市的問題不是尚福林造成的，如果我們相信“國九點”，那我們不妨給尚福林一點時間和空間去落實“國九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