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沙化：呼倫貝爾面臨選擇

　　本報記者 欒國磊 海拉爾、陳巴爾虎旗報道

　　搬家

　　她似乎不知道憂愁的滋味，臉上始終掛著憨厚的笑容。但她現在最擔心蒙古包后面連綿的沙丘正吞噬著家里的草場，她家面臨又一次搬遷。七年前，她家從幾十里外的海拉爾 河套搬到這里，那里現在已經變成不毛之地。與上次不同，這次她不知道家會搬到哪里去。幾十公里之內已經沒有可搬的地方，她家所在的紅旗隊其他牧民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這位草原主婦的丈夫名叫“革命”，他們從小居住在呼倫貝爾草原上。被歷史學家翦伯贊稱作“中國歷史上幽靜的后院”的呼倫貝爾草原，如今已走到了改革開放的前臺。逐水草而居的傳統游牧生活方式有了根本的改變，牧民基本上已定居放牧。“革命”夫婦的家位于陳巴爾虎旗赫爾洪得車站東北8公里左右，而紅旗隊就在鐵路以北長約40公里、寬15公里的區域里。

　　從海拉爾市乘火車自東向西而行，沿鐵路經陳巴爾虎旗和新巴爾虎左旗到邊境的滿洲里，整個呼倫貝爾草原沙化狀況便依次呈現：兩端靠近城市的草原還比較好，蒙古包、油菜花和綠樹點綴其上，不時有牛羊群闖入眼簾；行駛還不到一小時，草原由密而疏，不時有補丁似的沙化塊出現，白楊樹上半截基本干枯；再往前行一小時到赫爾洪得車站附近，草原幾乎從視野中消失，沙丘間的綠草成了點綴，白楊樹幾乎全部枯死，連比較耐旱的樟子松也部分干枯，很多房子只露著屋頂還沒被沙丘淹沒。

　　“都是草，能到膝蓋高，男人們坐在草地上喝酒，只能看見腦袋”，童年的回憶讓“革命”的妻子笑得格外滿足，笑容只在臉上停留了幾秒鐘。她望著蒙古包外，草不過腳踝高。二十年前剛實行“包干到戶”，她家有了自家的草場和牛羊，孩子們還小，那時她感覺日子特別有希望。

　　現在她家圈里有200多只牛羊，就在兩三年前這個數字還多接近一倍，草場萎縮使他們不得已“忍痛割愛”。她家的牛羊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迅速增長，一直到第一次搬家前才有所放緩。搬到這里后，數量又一度高上去，但“1998年洪水”之后連續幾年大旱使沙化更嚴重，他們多養牛羊的算盤不但沒有實現，反而出現下降。

　　“革命”家的遭遇從上世紀九十年代牛羊迅速增長時開始，尤其是最近五六年，這也是他們感到草原沙化急劇惡化的時間。這只是為了發展而超載放牧造成草原沙化，反過來限制畜牧業發展的一個例子。在鐵路另一側完工五隊隊長席峰看來，牧區向市場經濟轉變，要想控制草原的載畜量幾乎不可能。

　　這種現象在呼倫貝爾草原的牧民中正變得越來越常見。在呼倫貝爾市林業局造林科金維林科長的辦公室里，最顯眼的位置掛著《呼倫貝爾草原沙化形勢圖》，三條大致呈三角形分布的沙帶把草原分割得支離破碎，并正在向草原腹地蔓延，它的覆蓋面積超過了88萬公頃，沙漠化土地面積約占整個草原面積的40%以上。

　　造林

　　今年的造林成活率依然讓白文升失望，這是衡量他們一年工作的指標，這個指標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就越來越差。

　　白文升是赫爾洪得林場的技術員，參與該地沙化治理的“三北防護林”項目，這種項目是目前呼倫貝爾沙化治理的主要方式，完全由國家財政撥款。

　　“并不是我們工作做得不好，或者我們偷懶”，這位耿直的年輕人說。

　　林場位于整個沙帶的中心，它實際上并沒有多少“森林”，純沙地的面積是林地面積的10倍。整個林場不過是一排空著的平房，其中只有一間辦公室兼場長宿舍，總共12名職工。

　　近兩年每年冬天，白文升都有一項“艱巨”的任務，在有關部門對林場造林成活率驗收之后寫報告，為他們低的可憐的成活率做“解釋”。這讓他耿耿于懷，1997、1998年時，白楊、沙柳、樟子松等還可以成活一部分，他覺得他們的勞動還能多少被“承認”，但現在，樹基本都成活不了，一年辛苦也就盡數泡湯。第二年返工，但還是“重蹈覆轍”。

　　呼倫貝爾草原屬半干旱氣候，年平均降水量在二三百毫米，但自從1998年之后，幾乎年年大旱，每年的降水甚至低于100毫米。今年我國北方地區雨水普遍比較充足，但赫爾洪得地區仍然“例外”，僅在春天下了一點雨，而在處于當地植被生長期的五六月份，卻滴雨未下。春季風沙期的氣候反而變本加厲了，通常一個月有超過20天都是風沙漫天。

　　“更為可怕的是，現在這個地區小氣候已非常厲害了，完工鎮這邊就不下雨，而過了完工鎮就能下雨”，白文升說，“赫爾洪得沙化區已經陷入了氣候與超載放牧的惡性循環中”。載畜量上升導致草原生態破壞，而這又反過來使氣候等條件更加惡化。

　　資金和政策

　　“氣候并不是造林成活率低的根本原因”，金維林對這個林場并不陌生，“林業部門負責具體執行，但錢需要計委和財政等部門批，人歸各級政府管，而承擔最后責任的還是林業部門”。

　　呼倫貝爾市位于內蒙古自治區的東北部，轄13個旗、市，總人口271.7萬人，市行政公署駐海拉爾市。事實上，這個城市并非沒有采取措施遏制沙化。金維林稱市里鼓勵個人以及各種力量參與生態建設，并制定了相關政策。但由于缺乏資金，很多努力也只能停留在表面上。此時，草原退化正以2%的速度向縱深發展，而人工和改良草地的建設速度僅為0.2%，退化速度10倍于治理成果。

　　從專門的治沙資金看，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全市約每年400多萬，本世紀初曾達到500多萬。但2002年以后，國家啟動了退耕還林工程，由于兩個項目資金不能重疊，三北防護林等治沙項目就減少了，資金也隨之下降到了200萬。而地方財政的投入微乎其微，只能提供人力等努力，“像呼倫貝爾市這樣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地方財政保證人員工資有時都需要借支，根本無力搞沙化治理”， 金維林說。

　　而在“上層路線”上，呼倫貝爾與北京的距離讓人感覺鞭長莫及。1992年國家有一個荒漠化治理計劃，呼倫貝爾草原曾被作為單獨計劃立項。不過，后來北京沙塵暴日益受到關注后，資金和項目向北京周邊傾斜。

　　“錢并非最關鍵”，市林業局副局長魯書泉十分肯定地說，有關政策和制度層面并沒有與財政很好結合起來。國家政策對目前的治理資金等實行一刀切，對各地實際需要并不了解。比如治理流動沙地得根據具體情況來確定投入，草原上就需要配套的沙障等措施。

　　在金維林看來，退耕還林實際上并不適合這里的草原治沙。因為退耕國家每畝補貼50元，其他就不管了，對治沙來講根本不夠。地方政府沒有設置圍欄、沙障等的配套資金，“這樣治理也是白費”。現實中，為了申請成功，很多項目配套設施屬于“假配套”，持續的投入不夠，效果可想而知。

　　中國社科院環境中心的袁曉勐研究員認為，現在的生態工程和政策缺乏系統性和連續性，“完全從技術、工程角度考慮可能會適得其反，很多項目例子證明，由于結合了不當或不周全的政策，只關注物，沒關注人，反而造成更嚴重的沙化”。

　　未來

　　呼市草原研究所人士建議，目前定居輪牧是最現實、科學和有效的手段，國外現代化畜牧業經驗表明，按照牧草生長規律，實行合理的劃區輪牧可提高20%的載畜量，并大大減少對草原的破壞。

　　為了孩子的成長，“革命”的妻子愿意再次搬家。她去年就聽說紅旗隊要移民，后來沒了下文。隊長白因賽漢一臉無奈，他惟一能做的就是將牧民的反映報到鎮里，再由鎮報到旗里和市里，一級一級往上走。現在市里并沒有任何解決的說法。

　　呼倫貝爾市正努力實現自己的目標：到2005年，全市牲畜總數要達到1000萬頭、乳產量50萬噸、肉產量23萬噸，2002年它們分別為710萬頭、33.6萬噸、13.1萬噸。

　　在袁曉勐看來，受自然條件限制，當地經濟發展必然依靠“賣血”來實現。牧民提高生活水平只能多養牛羊，幾乎沒有別的出路。

　　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洪紱曾及中國農學會的建議是，發展呼倫貝爾草原生態型綠色產業，這里是我國最后一塊保存相對完好的“綠色凈土”，具有獨特的優勢。

　　不過，畜牧業和煤炭等資源型開發行業現在仍被排在這個城市重點發展行業的前列。對呼倫貝爾來說，沙化影響的不僅是生態環境，還關乎草原子孫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