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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巖銘編輯：韓曉靜浙江民企業期待“國民待遇”本報實習記者張巖銘溫州報道 民營經濟經歷了20多年的發展之后，能否“二次騰飛”不僅僅取決企業的自身素質，更依賴外部環境的健康公正。“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已經到了急需國家從上到下來推動的時候了。”而黨的執政能力正決定著這股推動力的勁頭兒與方向。
民企期待扶持（小標題）“黨的執政能力，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執政的本事。黨在
當前國內國際的形勢下提出要研究加強自己的執政能力的建設，必將對我國產生深遠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9月14日，日豐打火機董事長黃發靜說。“在這次宏觀調控中，由于國家信用體系的不完善，民營中小企業在融資方面的巨大壓力還是讓我們感到了某些不公平。因為很多不太好的國有企業也可以在政府的幫助下渡過難關，而我們即使有很好的項目也只能放棄。”黃發靜談起他因為宏觀調控而被迫放棄的一個很好的項目計劃仍然覺得遺憾，“溫總理說宏觀調控不是‘權宜之計’，但從我們企業發展的角度來說，我們需要的是國家政策的相對穩定，這也是政府執政能力的一個體現。”溫家寶總理8月底在浙江再一次提出支持非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讓一部分困惑的民營企業家感覺像是吃了顆“定心丸”。黃發靜認為，這次宏觀調控之所以讓民營企業家產生困惑，除了上情下達的渠道不通暢引起誤會外，民營企業家感受到的融資壓力遠遠大于國有企業。方太集團董事長茅理翔則告訴記者，如果促進非公有制經濟辦法真的能出臺，那將對以往的市場準入限制有一個比較大的突破。但他強調“前提是方案能出臺，而且能得到很好的實施”。正泰集團的新聞發言人廖毅也表示，雖然正泰集團這幾年發展的比較順利，而且在關鍵時候得到過政府的扶持，但“不能否認，在國家政策的執行過程中，對民營企業的人為歧視依然存在”，黃發靜則從幾個方面談到他所感覺到的不公平：國家的稅收政策在執行的力度上，對民營企業就有重復計征的跡象。在信息傳達上，現在國家的政策還多是以紅頭文件的方式下達，他們得到的往往是二手的或者三手的消息，在人才的選拔方面的渠道不夠等等。一些問題光靠民企無法解決（小標題）“最大的不公平還是在市場準入上”，康奈集團董事長鄭秀康這樣對記者說。黨要加強執政能力的建設，要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從我們民營企業來說，我們現在最需要的無非就是公平競爭的環境和法制化的環境，神力集團董事長、溫州商會會長鄭勝濤說。“在市場準入方面，國家應該逐步對民營企業擴大準入范圍；其次是法制化的環境。這包括國內的法制環境以及和國外的法制接軌兩方面。我們加入世貿組織后，如何遵循WTO的規則，和國際接軌，使我們的企業具有國際競爭力。為經濟發展營造公平的環境，并且依法執政。這應該是黨的執政力的最大體現”，鄭勝濤如是說。黃發靜給記者講了他的一次親身經歷。“有一次，我與法國BIC集團談判時，他們的一個談判人員拿出很多打火機樣品給我看，說是中國拷貝的他們的產品，當時的我尷尬萬分，我不會說英語，但我隨手拿出自己帶的一個打火機，大聲地說了一句：NoCopy！現在，尊重知識產權、尊重市場規律對我們從貿易大國發展到貿易強國已經變得非常重要。”“而這必須依靠政府和企業一起來營造這樣良好的市場經濟環境，我們應該在國際上樹立這樣一個形象：中國政府、中國人、中國的企業家是講信用的。”黃發靜對此充滿期待。溫州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民營經濟研究專家馬津龍認為，溫州經濟的改革前20多年經歷了自下而上的階段，那時的很多問題靠企業自己的努力能解決，而留下的一些問題已經不是企業自己靠努力就能解決的了。國家可以做更多的事：如通過運用稅收政策、產業政策等各種經濟手段來引導企業的發展方向，制定相關的制度和法規來規范市場行為，防止惡性競爭等等，給企業營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體系。很多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已經到了急需國家從上到下來推動的時候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四中全會的加強黨的執政能力的議題有可能會推動一些難題的解決，但這需要非常大的力度。”馬津龍對此表現了謹慎的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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