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解實行“一費制”后浙江省城市教育收費現狀，省城調隊在各地抽取了12所學校（6所中學、6所小學），233位學生家長進行調查。233位家長中男性占45.0%，年齡均勻分布于30-55歲，家庭年平均收入4.4萬元。

    調查表明：“一費制”促進了城市教育收費的透明和規范，居民教育負擔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贊助費”、“擇校費”仍受關注，教育供養機制成為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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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爭論的焦點。

    一、“一費制”改革見成效，居民認同度提高

    今年秋季，我省全面推行義務教育階段“一費制”收費辦法。調查顯示，有14.1%的家長認為實行“一費制”前初中的收費在各級學校中最為混亂，有11.0%的家長認為小學最為混亂，因此依托“一費制”的改革增加教育收費透明度和合理水平是家長們熱切的期盼。他們對“一費制”的實行給予了積極關注和評價，有77.6%的家長知曉“一費制”，89.8%的家長認為實行“一費制”將會減少中小學亂收費現象，其中30.0%認為中小學亂收費現象將因此而基本杜絕。

    目前，各地均在認真落實“一費制”，從而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收費水平。在寧波，小學新學期一、二年級雜費、課本和作業本費累計為195元，三年級為245元、四年級為240元，五、六年級為230元，初一、初二、初三分別為365元、345元、360元，而上學期該類費用一、二年級為260元、三至六年級為300元，初中三個年級為410元；在杭州，去年城鎮小學生、初中生的雜費、代管費等費用合計為250元和390元，新學期相同項目小學最高收費只要240,最低收費僅195元，初中最高收費為365元，最低收費僅330元，比去年減少10元―55元不等；在溫州，新學期小學、中學的收費總額比去年同期最多少收100元；在麗水，學校新學期學雜費比上學期減少了15%。調查表明，80.2%的家長認為當前義務階段中、小學教育收費水平比較合理，91.4%的家長表示能夠支付孩子義務階段中、小學的教育費用。

    二、“一費”覆蓋不徹底，費外費有隱患

    事實上“一費制”并沒有真正包括學生在校期間的所有開銷，它只規范了學校收費一部分，并沒有包括目前學校收取的其他收費的內容，如校服費、保險費、補課費、活動費等，而擇班費、擇校費、贊助費更是給一些學校很大的“發揮”空間，這些政策留下的口子沒有統一標準，缺乏有效監管，為學校隱性亂收費提供了生存的土壤。調查顯示，有11.0%學生擇校就讀，他們平均交納的擇校費達到8240元，有的學生擇班就讀需要交納4000元的擇班費，而許多贊助費名為“志愿”，實為“無奈”。有70.0%的家長認為學校不應該收取贊助費或擇校費，有85.9%的家長認為“有錢就能讀名校”不合理。

    另一方面，“一費制”的實行僅局限于義務教育，而居民反映幼兒園、高中、大學教育收費問題更突出。分別有51.8%、50.8%，43.9%的家長認為大學、高中、幼兒園收費過高，分別有36.1%、24.6%、13.9%的家長認為高中、幼兒園、大學的收費在各級學校中最為混亂，分別有22.5%、10.5%的家長表示難以承擔孩子大學、高中的教育費用。溫州市調查表明，每位大學生平均一學期所需教育費用達到7556元，高中生為1790元，小學及初中僅為794元，差距巨大。另外，民辦學校、民辦公助學校收費標準高、隨意性大也是居民反映的問題之一。

    在目前教育經費普遍偏少、一些學校的正常教學常常難以保證的情況下，要把必須的一切費用囊括在“一費”之中，確實比較困難。留一些口子在一些地方確有一定的“現實合理性”，關鍵在于制定政策時就必須把重點放在“口子如何開”上，比如嚴格“開口子”的程序，確立收費標準，規范收費行為等等。

    三、教育資源配置不平衡，教育供養機制成焦點

    教育資源配置失衡是“亂收費”的根源。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教育發展水平相差很大，在同一地域內學校之間在師資、辦學條件等方面也有很大差別。由于優質教育資源缺乏，很多父母為了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不惜血本，這種旺盛的教育需求是滋生亂收費的溫床。調查表明，1998年以來，溫州市區居民家庭教育費用支出每年以22.3%的增幅增加，與此對應家庭日常消費支出年均增幅為11.6%，市區有就學子女的家庭中50.6%在今年暑假讓子女參加各類收費的學習，每位學生人均學習費用支出607元。更典型的情況是一些重點學校雖然收費高昂，但家長們趨之若騖，與之相比，一些城鎮學校卻由于條件較差，正常生源難以保證，鮮有贊助費、擇校費收入，本次調查的臨海市匯溪鎮中學初一招生接近空白。

    “一費制”改革對擁有不同教育資源的學校帶來的沖擊結果迥異，由于“一費制”減少了學校一部分經濟來源，對屬于生存型的學校而言，其經費來源渠道少，在實行“一費制”后，學校資金短缺的矛盾愈加突出，部分學校除了尚能保證正常教職工工資支出外，學校辦公經費、校舍維修及教師考核支出已成問題，如麗水市城北小學目前負債25萬，經費負擔很重；對辦學條件和教育質量較好的學校而言，出于發展需要，其教育設施、教育交流的投入是巨大的，目前“一費制”的收費水平制約了其再投入能力，情況較好的寧波市，其學校目前85%的經費用于支付職工工資、獎金。調查的學校普遍反映經費緊張，希望提高“一費制”標準，部分學校計劃通過擴大招生來增加收入，部分學校出于教學質量考慮，愿意以透明收費、零利潤收費進行課外輔導。而只要不是多收費、亂收費、強制收費，大部分學生家長對有益學習效果的費用還是能夠理解。

    上述情況也凸顯了實行“一費制”后教育供養機制問題。“一費制”規定因雜費、課本費收費標準降低形成的學校經費缺口，應按照浙江省人民政府核定的當地中小學公用經費標準定額，由財政預算予以安排。但財政撥款是有限的，浙江教育現代化需要完善以政府投入為主、依法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的機制，鼓勵和吸引社會力量進入教育產業。這是實行“一費制”后重點考慮的問題。另一方面，又要繼續抑制多收費、亂收費現象，保證基礎教育的均衡發展，縮小校際間辦學水平的差距，減少升學和擇校的競爭，扶持落后地區教育發展，讓更多學生能享受到優質教育。

    而實行“一費制”后不能忽視的一個問題是，對貧困、特困學生教育收費優惠政策和貸款制度仍需要繼續深入貫徹。溫州市調查表明，20%的低收入家庭，其子女高中階段學習費用至少占家庭總收入的20%以上，其家庭的一年總收入還不夠支付大學一年的學雜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