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盡管在我國的上市公司中建立獨立董事制度有其必要性，也符合公司治理的國際潮流，但就總體而言，獨立董事制度相對于中國的國情還是略為超前了些。由此導致具有先進而創新性的獨立董事制度在我國之水土不服或不那么令人如意，本應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這樣說并不是要否定獨立董事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完善獨立董事制度的緊迫性。相反卻是需強調，對于獨立董事制度的作用與效果，應該有一個恰當的預見和把握。任何過分夸大這種作用與效果追求的制度設計或完善方案，都有可能使獨立董事制度走入歧途。因為完善我國
獨立董事制度的基本方向并不在于獨立董事制度本身，而是在于如何構造能夠使獨立董事制度發揮作用的現實基礎：即強化非獨立董事的責任，適當減輕或平衡獨立董事的權利和義務。
首先，現有獨立董事制度賦予獨立董事的責任是其無法承受的。
其次，在此條件下過分強調和渲染獨立董事的作用，將促使上市公司以大股東為核心的非獨立董事對獨立董事的公關或排斥。
第三，對由此導致的獨立董事的“無為而治”之行為進行嚴厲譴責與處罰，正在使投資者失去對獨立董事制度的信任，其結果有可能毀掉整個獨立董事制度。
第四，獨立董事制度的有效運作必須依靠以大股東為核心的非獨立董事的理解、配合與信任。
盡管我國現行公司法賦予了股東大會以很大的權利，也明確規定了監事會的權利和義務，但由于在我國的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一股獨大的現象，使這種權利制衡的設計在實踐中幾乎是形同虛設。鑒于我國缺乏制衡與分權的現代企業制度傳統，試圖構建強大的股東大會和監事會來形成對以大股東為核心的董事會及其高級管理層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此條件下，規范董事會的運作就顯得極其重要和緊迫。雖然我們承認獨立董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這一進程，但卻不應對此期望太高。
因此，完善獨立董事制度的根本出路，努力構建能夠使獨立董事發揮作用的基礎，即建立公司治理結構中的權力制衡機制和在制衡理念指導下合作共事的有效途徑。
當然，構建獨立董事制度發揮作用的基礎是個大課題，值得深入研究和認真思考。在這里，我們只是強調，發揮獨立董事制度的有效性，需要讓所有董事與股東接受這樣的理念，上市公司所追求的全體股東利益最大化目的，只有在制衡與分權基礎才能得到充分的實現。這就要求把強化董事會制度的規范化運作，作為我國目前條件下上市公司制度安排的重點。這樣做并不意味著現有獨立董事制度不需要作適當的調整，或只能等到這個基礎建立以后再行決定是否需要補充或完善。相反，這兩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地同時進行，并且通過對獨立董事制度的改進來促進這個基礎的逐步建立和董事會制度的規范化運行。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現行獨立董事制度的完善，擬應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1、強化現有董事會的規范化運作和明確非獨立董事的主要責任，應是完善我國獨立董事制度的前提條件。在獨立董事制度的設計上，不應該賦予獨立董事過多的職責。具體地說，獨立董事主要的職責應該局限于對關聯交易進行審查和代表中小股東利益兩個方面，在此范圍內維持現有獨立董事制度所賦與的相應權力。因為除此以外的其他責任，無論在時間上還是在精力上，都是獨立董事力所不能及的，既使是有足夠的激勵機制也將是徒勞無益的。因此，讓獨立董事發揮應有作用的最好辦法是，讓其承擔力所能及的責任和風險。簡言之，就是要使非獨立董事、獨立董事、監事、會計審計機構各負其責，尤其應該讓那些對公司具有控制權的大股東所提名的非獨立董事等承擔主要的風險，而不應是現在這樣的層層把關和“連帶”共擔責任。
2、只有讓獨立董事融入非獨立董事的經營決策環境，獨立董事才能夠真正地發揮其作用�，F行的獨立董事制度對獨立董事角色的把握和定位，從理論上說是要對大股東的權力予以制衡。但由于我國企業制度實踐并沒有形成這樣的傳統，這就難免不讓大股東心存疑慮。這就注定了獨立董事的尷尬境地，而且賦與獨立董事的權力越大，其尷尬局面就愈加嚴重。適當地縮減獨立董事的職權與責任，特別是取消獨立董事所具有的某種否決權，努力確保獨立董事的不同意見得以公開，則即能達到應有的效果，也將有助于改善獨立董事的工作環境。也就是說，需要重新審視獨立董事的“獨立”含義，應在堅持已有任職條件與要求的基礎上，應該鼓勵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建立密切的工作關系。總之，與非獨立董事的和平共處是獨立董事能夠發揮應有作用的基本條件，其獨立性只能是相對的。
3、目前獨立董事制度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要讓獨立董事敢于仗義直言。所謂仗義直言，其經濟學含義就是信息的傳遞和透明。信息的盡可能對稱或透明，恰是現代市場和證券法律制度的核心與基礎。因此，獨立董事制度中的獨立董事定位，不應該是實質性的形成對大股東的制約和上市公司重大事項的否決權等。因為現行的獨立董事制度已經賦予了獨立董事足夠的權利。但在實踐中，獨立董事們不僅很少運用，而且也很少發表不同的見解。當然，這其中的原因也許頗復雜。但除了前述的種種因素的制約外，那就是獨立董事的自身素質存在重大的缺陷，即缺乏仗義直言的職業素質及其職業熏陶。
從這個意義上說，特別是在目前條件下，我國獨立董事的任職資格應該突出法律背景，受過良好的法律訓練，具有律師或司法資格，最好來自高等院校的法律教師和不從事證券業務的執業律師。對獨立董事是否勤勉的判斷標準，應該不單只限于其是否發現問題，還應看其是否敢于發表不同意見。
4、針對獨立董事制度推出的相關規定，必須確保能在合理的限度內操作，同時也應遵循現代公司制度中的有關基本原則。從權力制衡的理念出發，對大股東的權力制約的根本出路在于限制大股東的投票權，實現股權的多元化和分散化，以及賦予中小股東更大和更便利地訴訟權的基礎上，支持和鼓勵中小股東積極維護自身的權益。因此，進一步增加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的比例與數量，將會破壞現代公司制度的“資本”屬性。也就是說，完善獨立董事制度的過程不宜將獨立董事制度復雜化，更不應該使之成為獨立于股東之外的第三種力量。
從這個角度看，獨立董事職業化與獨立董事協會的建立，盡管有必要但卻不是當務之急；在強化對獨立董事的激勵機制過程中，兼職的獨立董事最好只在一家上市公司任職，職業化的獨立董事最多只能在三家上市公司任職，其報酬由誰來發放并不重要。上海證券報廣東金融學院法律系李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