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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信用社改革后，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農業產業升級，農村合作組織快速發展的需要？
近日，《財經時報》對比了解了地處中國經濟差異較大地區的兩個縣的農村金融現狀，發現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在貴州黎平縣，信用社及銀行的貸款與民間借貸基本各占半壁江山；而在山東曹縣，私人借貸占據統治地位。
從中可以看出，農村其實大有其他金融機構存在的空間和需求。
選擇的差異
一個是經濟環境相對貧瘠的貴州省。
據黎平縣農調隊對全縣80戶農戶的抽樣調查顯示，今年上半年銀行及信用社貸款（主要為信用社）人均58．8元，占比54．7％；民間借貸人均48．7元，占比45．3％。去年上半年，銀行及信用社貸款人均79．7元，占比50．6％；民間借貸人均77．9元，占比49．4％。今年上半年與去年同期相比，銀行及信用社貸款占比上升4．1個百分點，相應民間借貸下降。
從2000年到2003年的全年統計顯示，黎平縣信用社及銀行貸款所占比例依次為：69．3％、51．9％、45．9％和42．2％；民間借貸所占比例依次為：30．7％、48．1％、54．1％和57．8％。
當地民間借貸占比在過去4年一路攀升，而今年開始回落，如果沒有其他因素影響，這是不是可以理解為“改革后的農信社加大了支農力度，對民間借貸產生了一定抑制”？
從具體貸款數字看，2000年，黎平信用社借貸人均77元，民間借貸人均34元；2001年信用社借貸人均55元，民間借貸人均51元；2002年信用社貸款人均72元，民間借貸85元；2003年，信用社借貸人均114元，民間借貸人均156元。農民借貸呈上漲趨勢。
另一個是農業經濟大省山東。
曹縣農調隊的調查統計結果有些令人驚訝。該縣農調隊隨機抽樣10個村，一村抽10戶，一月一統計，5年換一次樣本。連續幾年來的統計都顯示，農民在銀行及信用社只有極少貸款。借貸主要來自親友和私人，私人貸款月息大約是10％。
曹縣農調隊的工作人員告訴《財經時報》，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與銀行和信用社的政策有關，加之手續繁瑣，貸款金額有限，所以農民通常不選擇銀行或信用社貸款。
多種所有制如何建立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杰認為，目前從全國情況看，農戶約70％的資金還是靠民間借貸，實際上，農村金融問題遠沒有解決。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張承惠也向《財經時報》表示，她同意央行行長周小川“有破有立”的說法。據他們調查，有些農村金融機構爛賬太高，盡管采取了重組措施，但買賣雙方很難談攏；加之算清舊賬所需成本費用挺高，因此，按“收購”的路子對農信社實施改革，進展勢必緩慢。
張承惠認為，除了現有的信用社，多種形式的農村金融組織還有另外幾種：一是真正的合作制信用社，它有別于以前名為“合作”實為“官辦”性質，有些甚至是鄉鎮領導個人掌控的金融機構；二是農村小型商業銀行，政府可給予優惠政策，在利稅上加以扶持，允許其在發達地域開辦分支機構，用繁華中心城市的分支機構來補貼農村地區的虧損；三是吸引民間資本、民營資本，包括民間借貸組織、地下錢莊等申請成立新金融機構。
九三學社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信達資產管理公司資金財務部高級經理繳遠的觀點是：要解決集中壟斷帶來的問題，真正轉變體制，就必須從集中走向分散。
他認為，目前亟待建立一種有效的市場機制，阻止農村資金外流，同時積極鼓勵資本進入農村金融；這需要降低準入門檻，向各種形式的金融機構開放。目前的情況是，“想進入農信社的資本進不去，能進的又都跑了”。
加快農村金融機構重組
繳遠指出，有些地區的城鎮居民已經在用信托形式的資金，通過各種渠道向農村放款。他們已形成一種市場化經營方式，有自己的秩序和規則。“這方面的情況，決策者應該多進行研究”。
1999年前，繳遠在中國建設銀行體制改革辦公室工作了約十年，1999年起，他開始研究農村金融機構的撤并問題。據他介紹，早在2000年，建行就已把資金吸收渠道從偏遠農村地區調整到城市。因為在偏遠地區，“經營利潤還不夠人員的工資成本”。
他認為，國有銀行重組上市，會涉及網點布局問題。農村金融改革應該與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結合起來，信用社與國有銀行分支機構完全可以用重組方式交給地方政府，可以做成股份制銀行。也可就地重組，既能解決人員問題，也可切斷資金外流，而且把地方政府監管的主動性也調動起來。他說：“以前得了好處是地方，爛賬是中央處理，現在可以把地方政府的權、責、利統一起來。”
“能不能在目前國有銀行縣域機構尚未完全撤出的情況下，研究農村金融機構重組問題？”繳遠既期盼又擔心地對記者說：“目前農村金融跨行重組成本最小。等大銀行機構撤干凈了，再另立機構，成本就太高了。”
繳遠還表示，對于國有商業銀行員工來說，若進入信用社工作，他們心理上的感覺也會好些，操作上，可以選幾個合適的地方先做試點。
農村金融主旋：自發合作 監管理念轉變：自律當先
真正能保護農民利益的資金基礎決不是商業性質的資金支持，應該是合作社的資金支持，目前恰恰缺失這一方面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杰向《財經時報》表示，在目前的改革中，仍局限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博弈，最值得關注的對象——農民仍然沒有發言權；關于農民自發合作金融組織的建立問題，“目前在這方面開了點綠燈，但還沒有開到位。”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國魯來對《財經時報》說，中國農村金融最大的缺陷是信用合作不足。現在的農村信用社并未真正具備農民自己合作組織的性質，很多是完全按市場經營的。在這種情況下，跟真正農民自己的合作組織相比，信用社對農民的利益保護要差許多。
張杰認為，信用社的改革既然要走市場化道路，必然要按風險與收益對稱的原則經營，而中間的收益者或許只是那些有錢的農戶。
國魯來表示，西方農民的合作金融很普遍，信用社由農戶組成。在這種情況下，肯定是要優先扶持社員，貸款利率也會很優惠，也會在各方面盡可能為社員提供便利。這就為合作社社員的家庭經營提供很大幫助。
對于目前正在中國興起的農民合作社，國魯來認為：“實際上，我們希望合作社最終搞成類似產業化經營，能夠在種植、加工、銷售及進行生產資料供給等方面都發揮作用，跟西方的合作社一樣，這應該是我們合作社未來的發展方向”；要讓合作社真正在產前、產中、產后各個環節上都能串起來形成產業化經營，需要有雄厚的金融支持，真正能保護農民利益的資金基礎決不是商業性質的資金支持，應該是合作社的資金支持。“然而，我們目前恰恰缺失這一方面，能夠提供一條龍服務的合作社很少。”
張杰認為，農民需要的是合作金融或小額貸款。農村金融的改革，應該先解決合作金融問題，因為這樣做涉及范圍小，信息成本低。如浙江地區民間金融比較發達，就是從幾戶人家、一個村合作起步，慢慢發展，最終自然需要更大規模的金融機構出現。
關于自發合作金融運作的規則問題，張杰認為，監管部門多年來也制定了一些規則，但都是自上而下體制的延續。新的監管方式應該是提供更好的服務，提供更多信息，增強金融機構抗風險能力。
有批評者指，在目前自上而下推行的改革中，監管理念沒有轉變的基礎。張杰認為，不能延續城市商業銀行的模式，應該給農村金融機構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制定適合農村的土生土長的監管模式；監管方式應該從法律上確定。有時候，民間監督的作用比政府管理作用還大。
國魯來認為，農民的合作金融組織只要經營管理妥善規范，將來應該也可以被納入政府建立的存款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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