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將到來的聯合國安理會改革是世界各國重新加強國際框架的努力，這個努力能否稱之為改革——尤其是在增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問題上還很難說。無論這個努力成功與否，聯合國都將繼續作為不可或缺的國際組織帶領我們迎接21世紀的挑戰，而中國必須在此次改革中全力爭取有利于本國和本地區的結果。
聯合國應當改革，1945年聯合國成立之初只有51個成員國，如今有191個。而且，成
立之初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五個戰勝國組成的，今天的聯合國必須建立新的機制滿足新增成員的要求。
從聯合國自身來說，此次改革關系到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改進自己的無力狀態，使更多的成員國積極參與公平決策的過程。它必須謹慎處理與當今世界惟一超級大國之間的微妙關系，這個超級大國以及它所領導的另一個“國際俱樂部”——北約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威信。
而對于那些提出新的要求的成員來說，則是關系自身的國家利益和地位問題。在國家間的競爭里，這僅僅是一個非常現實也是非常復雜的國際政治問題。
顯然，和191個國家一對一進行協商是非常困難的事——一個工作小組已經為改變安理會成員籌劃了10年，但迄今沒能拿出一個建議方案來。
改革聯合國安理會，沒有什么方案能夠保證絕對公平。在通常情況下，最先考慮的是根據成員國對聯合國的貢獻來決定誰進誰出。聯合國大會確立的原則是，聯合國不應該在經費上過度依賴任何國家。為此，每財政年度聯合國的會費設有“封頂”價格，規定各成員國所付會費的最高價。2000年12月聯合國大會同意重審會費的額度以更符合當前的國際形勢。
協議規定，一個會員國提供的的會費不能超過聯合國正常財政預算總數，由原來的25%降低到22%，美國現在正承擔這一巨大的部分。
在聯合國改革中，與中國最相關的就是日本尋求獲得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努力、一旦成為現實，如何評估對于國際事務、亞太安全和地緣政治格局的影響必將引發爭議。已經有學者發表文章說，這個給中國帶來歷史創傷，并且糾葛至今頻仍的鄰國不僅是對中國未來安全的威脅，也難免會成為美國在安理會中的棋子，使聯合國在美國單邊主義國際政策面前更加無力。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郭隆隆認為，想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日本面臨著幾大不利因素。第一，從地域平衡原則上來說，日本處于亞洲地區，與同樣位于這個地區卻擁有11億人口的印度相比較，日本是否具有代表性和廣泛性是它首先將會遇到的困難；第二，從發展層面上來說，日本屬于發達國家，而聯合國改革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發揮發展中國家的作用，增強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因此，這也成為日本能夠當選常任理事國的一大障礙；第三，日本對自身歷史的認識和反省并不足夠，使得世界上其他國家對它是否能在今后擔負起維護世界穩定與和平產生了一定的憂慮。
不過，作為聯合國第二大捐助國，日本的要求幾乎是聯合國無法拒絕的。如果不把經濟貢獻較大的成員國納入，難免這些成員國會感到失望。此外，日本為此所作的準備由來已久，它在柬埔寨、戈蘭高地和東帝汶還參與了維和行動。
現在一切還沒有定局，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有多大可能增加新的成員還很難說。不過，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具有相當大的主動性，中國可以通過幾個渠道力爭避免讓日本獲得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繼續發揮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聯合發展中國家反對日本獲席；獲取聯合法國、德國等反對美國單邊主義的發達國家在這個問題上的支持；獲取本地區各國在這一問題上的支持；支持另一個更有代表性的亞洲國家加入安理會常任理事會。總之，中國必須說服各國，如果日本作為美國的忠實盟友和代言人獲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席位，聯合國的改革就很難說是成功的。一些國家也認為，如果僅僅根據各國在經濟上對聯合國的貢獻來確定新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成員國名單(也就是說，如果把列在前面的日本、德國、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直接納入)，這就會使該機構成為一個富國和大國的俱樂部，這只能進一步導致聯合國在諸多成員國心中的失望。
當然，與這件事情相比，更重要的大局是，中國能夠借聯合國“刷新”自己的契機，重塑自己在這個國際組織、乃至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
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領導地位，是中國過去在聯合國發揮重大作用的起點和支柱，但隨著冷戰的結束，全球意識形態對峙的弱化和全球化在各個方面的深化，這一領導作用受到了新的考驗。首先，這一領導作用經常受到經濟援助多少的直接影響，使得所謂的“經濟外交”乘機找到生存空間；其次，中國對聯合國本身的貢獻有待加強，這不僅是經濟意義上的，還包括更積極地、多方位地參與聯合國的決策過程。中國正在穩步做出改變，促成北朝鮮核談是這種努力的一個開始，聯合國改革給了自身一個機會，也把機遇留給了中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