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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春陽
我向來對“增加官員腐敗成本”的說法不以為然，我認為更確切的說法應是“增加官員腐敗風險”或者“增加官員腐敗難度”——官員腐敗，是沒有“成本”的，他所投入的是“權力”（制度給了他權力），而權力的使用是不會有損耗的，不會因為腐敗了若干次之后權力就會減弱或消失；官員腐敗，權錢交易，除了利用制度賦予他的權力之外，他自己不需
要付出任何“成本”。如果最終不被繩之以法，腐敗總是有賺無賠。
所以我看不懂，某“反腐專家”所稱“遺產稅將直接增加貪污受賄者的‘經濟成本’”，這個“經濟成本”到底指的什么。一個貪官，貪了1000萬，征他99％的稅，只給留他10萬，照“反腐專家”的說法，990萬就是貪污受賄者的“經濟成本”。于是，“反腐專家”一廂情愿從貪官的角度推想：貪了1000萬，實得只10萬，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就不貪這么多了。于是，“反腐”大業大功告成。
可是，1000萬贓款之中的990萬怎么就成了貪官的“經濟成本”？這么說貪官們還賠了不成？照此邏輯，所有走私、偷盜、搶劫，都可以如法炮制，從他們的非法所得中扣除一大部分，“增加”他們的“經濟成本”，于是這些犯罪分子就都意志消沉，金盆洗手，從此天下太平。但我想，唯一的可能是，變本加厲——稅率越高，就越要擴大應稅收入，以確保稅后利潤。
真是何其荒謬乃爾！讓人一時無言。我不由聯想到“廉政賬戶”，忽然意識到那是一種“自覺申報”，“遺產稅”則是主動征繳，所謂“制度創新”，卻不過是老調重彈；而“經濟成本”云云，乃是花樣翻新必不可少的說詞。當然，此番“制度創新”，“新”在征“稅”，是利用“稅收杠桿”反腐。用“專家”的話說，向腐敗收入征遺產稅，乃“制度反腐的治本之策”。但我很想向“專家”建言，與其在貪官死后征遺產稅，何如在貪官生時征所得稅呢？“好人不長壽，壞人活千年”（當然也有人說腐敗將有損身體健康），用“遺產稅”反腐有嫌遲鈍，總不如征所得稅立竿見影。
“遺產”與“腐敗收入”本不可同日而語，遺產稅的征與不征，屬于國家稅收制度的范疇，與政治殊途。我不明白，遺產稅的征與不征，為何要與反腐扯在一起。稅收，固然可以作為一種“杠桿”調節市場，但有一個前提，它所調節的對象是“合法”的市場主體與市場行為。遺產稅的對象是“合法收入”，私有財產保護的對象也是“合法的私有財產”，向腐敗收入征稅，不管是什么稅，都必然使腐敗收入即非法收入、違法收入“合法化”，其實質也就是讓腐敗行為“合法化”——這不是“反腐”，而是對腐敗的保護！
有人會說，“腐敗”的個人與收入是不易確定的，所以才采用稅收的形式反腐，而并非要使腐敗收入合法化。但遺產稅的征收對象是每一個中國公民，并非只針對政府官員，不管制定怎樣的稅率，稅率都是普遍的，只要摻雜了“反腐”的因素，就必然會“傷及無辜”，是對每一個達到起征點的公民進行“有罪推定”。也就是說，作為國家的稅收制度，“遺產稅”只能作為經濟政策杠桿，而根本不能用來反腐，否則必將產生“反腐”與公民權利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反腐專家”稱，遺產稅將大大增加腐敗行為暴露的可能性。因為，“遺產稅的開征必定會促進金融實名制、家庭財產申報制等相關制度措施的制定和完善。”其實，如果實名制、家庭財產申報制真可以“大大增加腐敗行為暴露的可能性”，國家可以通過強力進行“制定與完善”，何需一定要由“遺產稅的開征”來“促進”呢？實名制也好，家庭財產申報制也罷，這些在西方政治發達國家中輔助性的制度，卻總被“反腐專家”當成“制度反腐的治本之策”。若果真是“治本之策”，我想反腐大業也就談不上“長期性”與“艱巨性”了。
遺產稅本不宜摻雜“反腐”因素，而一提“遺產稅”，“反腐專家”卻口口聲聲說“反腐”，甚至說征收遺產稅可以將部分灰色收入和非法所得轉化為國家收入。開征遺產稅當然是為了增加國家收入，另一方面也是為鼓勵投資，為國家稅收提供更多的稅源。但如果“遺產稅”是以“腐敗收入”為課稅對象，那么“增加國家收入”的功利性將成為腐敗滋生的養料。而只有在政治極端腐敗的社會里，先放縱貪官污吏巧取豪奪，后由朝廷抄家沒入國庫，才會成為增加國家收入的一種手段。這種手段用在今日未免太滑稽了吧？
西方有句格言——“無代表，不納稅”，反之就是既納稅就應該“有代表”，就應在國家政治、社會管理程序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么我們可以容忍“腐敗分子”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擁有他們“合法”的“代表”嗎？
“反腐專家”還稱：檢察機關調查表明，我國每年實際發生的腐敗問題大大高于已經處理和解決的腐敗問題。即使通過法律手段或行政手段使這些問題都得到清算，也可能因處理人數過多，嚴重削弱黨的威信、動搖黨的執政基礎。“反腐專家”的這些話不免讓人大為驚詫——“腐敗分子”怎么成了“黨的執政基礎”？“處理人數過多”怎么就會“嚴重削弱黨的威信”？能否解決腐敗問題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這已是全黨的共識，怎么在“專家”眼里，對腐敗分子的“處理”就會“動搖黨的執政基礎”呢？其實，什么才是“黨的執政基礎”，怎樣才能鞏固“黨的執政基礎”、樹立“黨的威信”，何需贅言。至此，“反腐專家”用“遺產稅”反腐的用意已清楚——要讓“人數過多”的貪官們免受“處理”。
反腐需要制度，但并非“制度”就能反腐，制度反腐的前提是制度必須是科學的。反腐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決不能與腐敗行為達成任何妥協，決不能將在娛樂場所免費發放安全套的做法套用到反腐上來，而一些“反腐專家”開發出的“制度創新”，諸如“廉政賬戶”等，恰恰是“免費發放安全套”的翻版。現在，“反腐專家”是要建議征收“腐敗稅”了，“貪官”一變而成了“光榮”的、對國家有“貢獻”的“納稅人”，那就只見“納稅人”而不見“腐敗”，此即所謂“治本之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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