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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經濟學家張曙光今年提過一個觀點，投資過熱的實質是政府過熱。這個觀點在國內引起過一些反響，但對政府行為的影響，可能微乎其微。原因何在？因為政府參與具體的經濟活動，是近年中國經濟改革中的一大特點，這種慣性恐怕短期內難以改變。
不過，難改并不意味著不改。筆者相信，未來由于政府直接參與經濟活動引發的問題和沖突，將會越來越多，會構成更多的宏觀調控的理由。
今年宏觀調控想限制的是部分行業的投資過熱。但除了行業投資過熱，國內還有大量的盲目的基建投資過熱，并未引起注意。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國內各地的機場建設。相比于中國的民航市場規模，國內的機場建設十分超前。珠海機場是個典型，這個盲目追求“高、大、全”的機場，至今還在讓珠海市背負著不輕的債務。但遺憾的是，珠海機場案例根本沒有成為其他地方的教訓。在國內多個省市，規模過大的機場及候機樓建設項目，為數不少。
據安邦分析師與業內人士的交流得知，這種事例在江蘇、天津、山東、吉林、重慶、銀川及新疆自治區等地，都有發生。明明只需要2800米長跑道的機場，地方政府一提要求，官員一句話，就能延長到3200米；2萬平方米的候機樓明明足夠當地的客流量使用，但地方官員覺得不氣派，不能滿足未來的需要，就能夠上6萬平方米的候機樓。據了解，東北某省的機場要擴建，項目上報中央某部委之后被拒，該省一位高層官員親自帶著兩個項目上京向該部委的官員“游說”。該省官員最后向該部委官員表態：“我帶來了兩個項目，你們總應該批一個吧，不能讓我空手而回。”無奈之下，該部委批準了機場擴建項目。這一決策過程顯示的，是決策原則的脆弱。在西北某市的機場，全年只有40萬的客流量，但在機場屬地化管理之后，該省提出機場虧損，于是要求中央財政再投入1億多元，資金到位后，該機場又擴建了候機樓，但客流量并沒有增加。這種例子還有很多。
各地大建機場的動力何在？筆者認為，還是源于各地官員的政績意識和“發展意識”。為數不少的地方官員（包括省級官員），將機場建設視為不能不做的形象工程，越大越好，盲目攀比的現象十分普遍，據說一些地方官員就表示，“別人有，我為什么不能有？”以至于在一些地方出現了一種現象：新上任一個有力度的高級官員，當地的機場擴建就會上臺階。這種投資，完全可以視為一種盲目投資，導致國內財政投資的低效益。在宏觀調控的背景下，在一部分行業因為信貸緊縮而被迫停產的情況下，來自一些地方政府推動的基礎建設投資過熱，隱藏著另外的風險。
賀軍（ANBOUND安邦集團研究總部高級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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