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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尚未實現成為“世界工廠”的勃勃雄心，就已經淪為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據商務部統計，1979年至2004年5月底，已有34個國家和地區發起了637起涉及我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及特保調查，影響我國出口貿易約186億美元。其中，僅1995年至2003年6月底我國就遭受反傾銷立案調查324起，占同期世界反傾銷立案調查總數的14.2%，而我國對外貿易額在世界貿易總額中所占比重不過3.7%.中國已在世界反傾銷頭號目標國“寶座”上連坐8年，看樣子還得繼續坐下去。
在中國面臨的各種貿易壁壘中，盡管反傾銷已經為國內公眾所熟知，但論“發展潛力”之大，恐怕無出技術性貿易壁壘之右者，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分子對其青睞有加，技術性貿易壁壘正日益成為國際貿易壁壘的主流形式。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技術性貿易壁壘涉及面廣、對技術水平要求高。技術性貿易壁壘通常表現為技術法規、標準和合格評定程序，歐盟現有僅涉及安全、健康與環境方面的標準就高達10萬個以上，美國設立的標準認證體系達55個。
其次，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風險評估、科學論證和合理保護水平在很多情況下并無定論，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從而給保護主義者提供了上下其手的空間。
第三，在這個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費者對商品的質量和安全衛生要求日益挑剔的年代，技術性貿易壁壘因其“健康”、“環保”之類外衣而特別具有隱秘性，能夠令保護主義者師出有名。
第四，出口方在應對技術性貿易壁壘時往往要遇到域外管轄等法律難題。
應對任何貿易壁壘，關鍵都在于選擇正確的策略；就技術性貿易壁壘而言，歸根結底要從兩個方向著手。其一是確保規則公開、透明，從而降低我國出口企業面臨的不確定性。《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第二條第9款、第二條第10款、第十條都規定了技術性貿易壁壘制定方有責任保證其相關信息得到及時披露。其中，第二條第9款規定：“若不存在國際標準，或者所擬技術法規的內容與國際標準不一致，而該技術法規可能對其他成員方有重大影響時”，應盡早將所擬法規的目標及合理性通報世貿組織秘書處。第十條則規定了各個成員方應設立查詢部門，負責回答合理的提問，提供相關文件等等。但對于出口方而言，這種事后的方式顯然比較被動。在理論上，《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第二條第5款賦予出口國事先要求進口國說明其可能影響貿易的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權力，從而給出口國提供了狙擊技術性貿易壁壘于未然之際的工具：“一個成員方在草擬、采用或適用會對其他成員方的貿易產生重大影響的技術法規時，遇有另一成員方請求，應該按第2和第4款規定對該法規的理由作出說明。一項技術法規草擬、采取或適用，凡為了第2款明文提到的合法目標，并依照有關國際標準者，均應作出未對國際貿易造成不必要障礙的可反駁的推定。”但出口國在運用該項條款時將遇到國家主權與國際協調之間的矛盾，迄今還沒有根據這一條款成功的案例，因此這項條款實際上是口惠而實不至。
第二個方向是積極參與規則制定過程。與前者相比，這種方式顯然更主動。這種方式又分為兩種，一種是推動制定國際標準，或推動進口方、出口方技術標準的相互承認與效力相當，這屬于政府的職能范疇。另外一種是出口方參與進口方的技術標準制定過程，我看到浙江康奈集團等企業已經走上了這條道路。無疑，我們應當積極推動第一種方式，應當鼓勵我們的科技人員有開創國際標準的雄心壯志，但愿望不等于現實，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一現實：發達國家正是對我國實施技術性貿易壁壘的主力。這樣，企業積極參與進口方的技術標準制定過程就能夠補充第一種方式之不足，是目前應對技術性貿易壁壘的一種更為現實可取的方式，并能夠為未來我國制定相關標準積累知識。
梅新育（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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