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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市檢察院一分院出臺了《法律監督工作規則（試行）》，其中涉及法院審判方面的是，審判人員在訊問被告人時使用侮辱、貶損被告人人格語言的，或在庭審時對當事人或訴訟參與人有呵斥、諷刺、挖苦等行為的，將給予“口頭糾正違法”的處理；法院判決、裁定作出后，沒有及時送達當事人，導致其訴訟權利受到侵害的，給予發“檢察意見書”的處理。（9月6日《新京報》）
筆者認為，此舉是法律監督從目前重實體、以裁判結論為監督對象的困境走向重程序、以人為監督對象的良性法治秩序的有益嘗試。
在現行法制框架下，檢察機關是法定的法律監督機關，對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進行法律監督是其法定職責之一。長期以來，檢察機關行使這種監督權的方式，一般是按訴訟法的規定，將重心集中在實體問題———法院的判決和裁定上，通過提出抗訴，要求法院對其認為是錯誤的裁判予以糾正。但隨著審判方式改革的深入，程序正義、司法公正和審判獨立等現代司法理念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在傳統制度和現代理念的碰撞中，法律監督的困境就產生了。
一方面，法院審判權具有專屬性、獨立性和終局性，排斥任何外在的干預，是現代法治國家普遍承認和確立的基本準則，是現代法治的基石和司法制度的基礎，同時也是法院真正成為“公民權益保護神”的重要屏障；而檢察院對法院實施的法律監督，實質上是以檢察權來平衡審判權的行使。這不僅會使法律監督的效果不甚理想，而且也將嚴重削弱法院的獨立性，損害審判權的權威性和終局性，造成司法信仰危機，危及司法公正和社會正義。
另一方面，盡管近年來檢察機關逐步加大法律監督力度，但由于監督重心一直被放在了司法裁判的結果上，忽視對法官個人行為的監督；而隨著現代司法理念的引入，一個案件只有惟一正確的裁判結論的觀念已逐漸被拋棄，這不僅導致對裁判結論監督效果的不理想，還導致法律監督“真空地帶”的產生：個別法官違紀、違法或違反法官職業道德的現象沒有得到有效遏制。
北京市檢察院一分院出臺的監督規則，弱化對法院裁判結論的監督，將監督的對象和重點放在法官個人違紀、違法或違反職業道德行為上，把對錯誤裁判的糾正歸于正常的上訴、再審等救濟程序來解決。其中蘊涵著一個深刻的司法理念：審判權作為一種權力，是排斥任何外在干預的，但不排斥對行使審判權的法官行為的監督。這樣，將對法院裁判結果的監督轉化為對法院裁判過程的監督，將對死的裁判結果的監督轉化為對活的法官行為的監督，不僅符合現代法治的程序正義理念，而且保證了法院審判權的獨立性、權威性和終局性，還使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回歸了本位。
王敏（中國政法大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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