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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報道，武漢、沈陽等城市宣布將取消暫住證制度，而北京則表示不會取消暫住證制度。有關專家認為，暫住證制度違反了《國家行政許可法》。既然如此，暫住證制度為什么還會繼續在一些城市大行其道？
《新京報》9月5日刊文《暫住證背后是落后的觀念》。筆者認為，從某種程度上看，觀念的確可能是制度落后的深層次原因。但如果僅僅把原因歸于此，就顯得簡單。因為這是
把對行政制度的評價權和糾正權完全放在行政制度制定者自身；而實踐已充分證明，由于知識上的局限和立場上的片面，這是靠不住的。
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設計了幫助制度設計者進行反省并強制其糾錯的機制，行政訴訟制度就是其中之一。當行政行為明顯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或者與公正之義相悖時，公民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對該行為及作為該行為依據的制度進行司法審查。由于把對行政行為進行審查的提起權賦予了公民，把對其進行審查和判斷的權力賦予了司法機關，行政訴訟制度在糾正錯誤的行政行為、保護公民權利等方面才會成效顯著。既然暫住證制度違反了《國家行政許可法》，為什么行政訴訟制度沒有對其發揮應有的糾錯作用呢？
筆者認為，這和我國的行政訴訟制度有關。首先，《國家行政許可法》規定，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不包括抽象行政行為，而只是具體行政行為。暫住證制度是抽象行政行為的“高疑似行為”，這就使公民對它的司法訴訟容易被法院以屬于抽象行政行為，不在受案范圍為由加以駁回。更重要的是，行政訴訟環境不利于暫住證制度在法律框架內加以解決。其次，抽象行政行為與具體行政行為間邊界模糊。在理想的法治環境下，即便有制定法的強制性規定，法官也應以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為最終目標，對制定法做能動性解釋。由于受到司法體制以及法官理念等諸多因素的影響，這種做法在目前難以實現。
看來，要徹底取消暫住證制度，還需要我國行政訴訟制度在條文修改和理念轉變上作出重大改變。這樣，是否撤銷以及何時撤銷暫住證制度，就不再僅僅依賴于行政機關的自覺行動，而是依賴于法律的保障了。
魏明平（北京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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