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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國家環保總局官員透露，中國綠色GDP核算體系框架已初步建立，《中國資源環境經濟核算體系框架》和《基于環境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框架》構筑了綠色GDP核算的框架與基礎，系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開展雙邊合作研究的成果；有關部門將在中國六個大區各選擇一個省，開展綠色GDP試點工作，爭取今年底推出階段性成果，為中國早日全面實施綠色GDP核算提供經驗。而近日，環保局官員更是聲稱，要防止中國從“世界工廠”變成“世界垃圾場”。
應該說，新的核算辦法對于中央政府增強“綠色保護”能力具有重要意義，也有利于各級地方政府轉變政績觀念，由追求單純的經濟增長轉向追求經濟、社會、環境的協調發展。中國近年來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但也付出了沉重的資源和環境代價。
GDP是國家或地區內的居民在一年內所生產或提供的最終產品與服務的價值總和。但是，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的成本并未在一般的GDP核算中得到反映，甚至破壞資源和污染環境也能為增加GDP作出“貢獻”。因此，在GDP中扣除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成本之后的綠色GDP，更能反映經濟增長的真實狀態。綠色GDP的核算與公示，將約束政府和企業破壞環境、浪費資源的行為，亦將發展公眾的環境知情權，有利于提高全社會“綠色保護”的能力。
但是，綠色GDP核算遇到技術的挑戰。GDP核算可根據市場交易的價格標準，該標準為買賣雙方認可，是客觀存在的；而綠色GDP核算對資源損耗和環境污染卻沒有客觀的估價。例如，昆明滇池幾十年來嚴重污染，周圍農田與化工廠為主要污染源，農田與化工廠所獲利潤可清晰計算，但污染滇池造成的損失該怎么估計？
這需要保護環境和資源的制度與機制的創新。綠色GDP核算既然依賴于資源實物量、價值量和環境污染損失的核算，那么資源和環境就要明確自己的“產權主體”以及該主體對消耗資源或污染環境的“初始定價”。這也是“科斯定理”所提示的政策含義。名義上，“國家”是資源和環境的“產權主體”；實際上多年來正是各級政府亦即各級“產權主體”，用低價或零價確定消耗資源或污染環境的“初始價格”，以此支持經濟活動和追求GDP增長。今天在確立科學發展觀之后，國家就應大幅提高消耗資源、污染的補償標準，明示價格，這個標準和價格既是核算綠色GDP的基礎數據，也是破壞資源和環境必須付出的代價。
這個“產權主體”不應僅是資源管理和環境保護等政府職能部門，也應該反映民間綠色組織和社會公共輿論的意志，因為資源和環境是不可再生的，關系到社會所有成員和子孫后代的福利甚至其他生物種類的利益。這就要求有關保護資源和環境的信息需要公開透明，有關準入、定價、收費標準的決策需要全社會公眾的參與。這些都需要在制度和機制上作出一系列安排。
有人認為，應該用綠色GDP來代替GDP作為考核官員的指標。其實，用GDP指標考核官員有它的歷史合理性。20多年來，整個國家就是把經濟增長作為最重要的工作目標之一，各級政府官員無法不把GDP增長率視作政績目標來追求。這是國家之間競爭的態勢使然。因為中國若要實現全面復興，首要任務就是發展經濟，為此不得不把資源和環境的“初始價格”壓到最低，以彌補自身缺少金融資本、人力資源的不足，降低國家初始啟動和積累的成本，并驅動各級政府及其官員這個掌握全社會資源的龐大系統積極投入到經濟建設活動之中。
今天，即使以綠色GDP指標考核官員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中國雖然人均GDP還不高，但整個國民財富的基數已經很大，在國際上具備了相當的經濟實力。這時候，我們固然要保護環境和資源，促進經濟繼續發展，但是當前更重要的是促進國民福利整體水平的提高。這些包括促進社會公平、發展教育和文化、建設法治社會、培植道德意識、提高健康水平和消除貧困等等。這些國民福利才是今天的政府官員們真正應該關心的問題，也是國家和全社會對他們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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