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美國共和黨在紐約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推舉美國現任總統布什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參加即將于今年11月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此前，美國民主黨在7月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已經推舉克里出任本屆總統候選人。由此標志著美國四年一場的驢象大戰——民主、共和兩黨的總統競選戰進入最后沖刺階段。

    每屆總統選舉都會和當時的美國經濟息息相關，歷屆總統候選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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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過程中也經常拿經濟說事。因此社會上有一個流傳已久的說法，經濟狀況可以預示著美國總統大選的結局。

    這種說法能站得住腳嗎？以每年評選富豪榜而出名的美國《福布斯》雜志為此下了一番功夫，仔細研究了二戰以后美國14次大選時的經濟情況和當選情況。《福布斯》最后的結論認為，經濟情況當然是影響大選結果的因素，但是要憑金融數據推測大選結果，可信度實在不算高。

    大選結果：經濟指標不是“水晶球”

    《福布斯》在研究了以往14次總統大選情況時，重點關注7大經濟因素。不論是整體考察這7大經濟因素，還是單獨考察其中一個因素，以此預測兩黨的候選人誰能當選的成功概率只有64%。看來，經濟指標并非童話中能夠準確預知未來的“水晶球”。

    《福布斯》研究的7大因素中主要包括：大選年前6個月以及現任總統任期前三年半的股市回報、大選年前6個月以及現任總統任期前三年半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個人收入增長、失業率以及相對GDP的總聯邦稅負擔。研究工作的具體做法是將反映這7大因素的具體數據與戰后的平均水平相比。如果這一個數據優于平均水平，就認為這是一個正面數據，預示現任總統（或這位總統所屬政黨推選出來的新候選人）勝算較高。按這種比較方法得出的結果顯示，在14次大選中，有9次大選結果與經濟數據相吻合。這比用拋硬幣的方式預測大選結果的準確性結果高一點，但高不了多少。

    也就是說，經濟指標不是很準確的政治指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大多數年份中，經濟表現令人難下定論。各種數據中，有的數據示好，也有的數據表差。只有當幾乎全部經濟活動都上了軌道的情況下，利用經濟數據預報大選結果的準確性才比較高。例如，1956年艾森豪威爾輕松戰勝史蒂文森，得以連任，以及1964年、1988年、1992年、1996年時的大選結果都與當時經濟情況相吻合。

    有些學者試圖利用更為復雜的數學模型解釋大選結果，但效果依然有限。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費爾在這方面算是最有研究的學者之一。他建立的數學模型，運用回歸分析方法預測現任總統和競選者在大選中確切的得票比例。費爾的模型中選取了大選年預計的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利好的經濟消息以及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力等數據。非經濟因素包括執政黨在臺上的年數等數據。按美國選民的心態，兩黨中，如果一個黨執政時間太久，就應該換換了，所以爭取連任的現任總統所屬的政黨在臺上時間長了，是個不利因素。

    按照費爾的模型，根據以往14次大選時的數據，也只有10次的結果是對的。至于用這個模型預測今年的大選結果，費爾本人并沒有把握。因為他的模型需要直到大選前夕的數據，這些數據現在根本還沒出來。據說，使用上世紀早期的數據，這個模型的準確率較高。

    不能靠經濟情況預測大選結果的另一個原因是經濟數據幾乎總是有好有壞。在每次大選舉時，沒有一種數學模型中的所有變量都顯示有利于某一位競選人，而且選取的每一種因素都不能單獨準確預測獲勝者。

    按照《福布斯》選擇的7大因素，半年股市表現、大選年GDP變化、個人稅收負擔變化趨勢對選舉結果預測有較好的參考作用。但根據但這幾項指標所做的預測，在14次中只有9次正確。用現任總統執政前三年半里GDP增長率和收入增長率指標預測大選結果，效果最差，14次大選中只有一半能預測正確。

    按照《福布斯》設計的預測指標，截至到今年6月30日，股市比年初下跌3.71%，比三年半前當選時下跌14.8%；失業率激增；從上次大選以來的GDP增長率低于基準水平；個人收入增長速度也放緩了；只有個人稅收負擔，戲劇性地減少了5.18%，。當然最后幾個月里，有些指標可能逆轉。

    股市收益：民主黨當政行情好

    總統人選是否會影響投資收益？競選人當然希望人們作出肯定的回答，并認為自己肯定比別的某某競選者能為投資者帶來更大收益。

    歷年來的多項研究表明，民主黨當政時，股市行情通常比共和黨當政時好些。（見圖表）根據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商學院卡瓦和沃爾克諾夫兩位教授的研究，兩黨執政時股市行情的差別之大，不僅僅是偶然因素和商業周期造成的。

    兩位教授分析了1927年以來的數據。《福布斯》雜志則對二戰后各位總統執政期情況做過研究。兩者是研究結果可以互為印證。按《福布斯》的研究，自1945年4月以來，標普500股票的年均回報率在民主黨執政期為14%，而共和黨執政期為11.8%。克林頓在位時，這些股票的收益率最高，達到17.4%。按各位總統任期內股票回報率計算的經濟效果排名榜上，克林頓居首，福特次之，杜魯門第三。

    但是，包括這兩位教授在內，沒有人能夠解釋，為什么民主黨執政時股市行情就好。此外，經濟表現和股市行情好壞之間的關聯度并不大，這也讓人困惑不解。例如，在福特任內，經濟平平，包括股票交易收益和紅利收入在內的股市年回報率卻高達17%。而就在福特之前，尼克松和卡特執政時期股市表現卻極為差勁。尼克松時代的回報率只有0.6%，卡特時代股價繼續低于票面值。這一結果讓人們怎么也想不到。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時代也是這樣，經濟表現平平，但股市平均每年的回報率卻高達到15%以上。

    只有克林頓時代是個例外，在其他總統主政期間，經濟增長強勁時，通常是股市不振。例如，約翰遜時代國內生產總值達到最高點，可標普500股票的收益情況卻是除尼克松時代之外，戰后各屆總統在位時最糟的。肯尼迪時代的經濟表現排名第三，但那時的股市卻在平均水平之下。老布什總統時代經濟糟糕，可股市還能達到平均水平。

    為什么兩者間不般配？股市經濟學家們認為，投資者并不太在意GDP或是就業，甚至人均收入指標。他們關注的是公司收入，特別是目標收入以及利率。克里夫蘭的金融控股公司國民城市首席經濟學家理查德卡瑟根據所謂“格林斯潘股票價格回報數學模型”指出，股票投資者不在乎經濟形勢，他們關注的是公司收入。這個模型所顯示的是，股票價格是公司目標收入按10年期國庫券利率目標收入貼現的函數。

    其它經濟學家們認為，經濟表現和股價間有一種關系，但這種關系有多種表現形式。可是經濟發展和股票價格的收益間真的有一個時間差。另一方面，可能股票價格上漲也可能是因為人們預期經濟發展更好，而不是真的對現實經濟增長數據的反應。如果投資者本來對經濟前景并不看好，但在現實情況經濟不象預期的那壞，股位也可能上漲價。管理顧問科翰認為，人們通常不看好民主黨執政期間的經濟表現，當民主黨上臺后經濟沒真的受大多挫折時，人們松了口氣，股票反而上漲。

    由于這些原因，一些投資顧問建議，投資者應調整自己的預期。普塔納投資公司的顧問克萊認為，投資者最起碼不能讓自己的政治感覺影響自己的投資感覺。總統排隊：克林頓成六項經濟全能冠軍

    里根的隆重葬禮和克林頓的暢銷自傳，再次喚醒了美國人對二戰后歷任總統的殘存記憶。碎片般的白宮往事訴說著幾代人的光榮與夢想，也忠實記錄了這個世界最發達國家的繁榮與蕭條。

    在白宮為里根舉行葬禮的那個星期，一些美國媒體評論員將他稱作20世紀以來美國最好的總統，甚至比里根本人無限崇拜的富蘭克林·羅斯福還要偉大。不過，最近一次民意測驗結果顯示，美國民眾對里根的推崇度不及肯尼迪和羅斯福。

    此外，克林頓的支持者們一再強調，這位儀表非凡的前任總統不僅將巨大的聯邦赤字轉為盈余，而且還讓美國經濟度過了一段“金色時光”，而“拉鏈門”不過是其中的一段插曲罷了。如此看來，似乎上述一干人的偉大是無法進行橫向比較的。

    坦白地講，將二戰后的10位前任總統加以系統比較是相當困難的，畢竟各位總統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同，其所作所為、所思所想也不應以今人之眼光片面審視。不過，精于算計的華爾街還是找到了捷徑，那就是以經濟貢獻論英雄：誰手表上的經濟指針轉得快，誰就是更有益于美國的好總統。

    基于這種觀點，《福布斯》制作了一把衡量各位總統經濟貢獻的“尺子”，是英雄還是草包，上來一量便知。這家雜志將二戰后10位總統任期間的美國經濟表現進行細化，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居民人均實際收入增長、創造就業機會、降低失業率、削弱通漲風險、減少聯邦赤字這6項內容引入對比體系，根據每位總統在這些重要經濟指標上取得的成績，由1到10進行大排隊——1最好，10最差，然后將各單項指標的排隊成績匯總并求出均值。哪位總統最后得到的數值越小，說明他對美國經濟的貢獻度越大，在任期間的美國經濟繁榮度越高。

    按照上述“游戲規則”，克林頓一舉擊敗其他前任總統，成為二戰后對美國經濟貢獻最大的總統。約翰遜、約翰·肯尼迪兩位分列二、三位。現任總統小布什之父老布什則因4項指標倒數第一而敬陪末座。

    克林頓是如何在“六項經濟全能”中奪冠的？從1993到2001年，克林頓政府在推動美國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8年間美國GDP平均增幅在3.5％左右，僅次于肯尼迪和約翰遜先后執政的那段時光（1961年至1969年）。克林頓時代的經濟繁榮提高了就業職位的增加速度，僅次于卡特時代。不過，與大量勞動力充斥市場的卡特時代相比，克林頓在減少失業人口方面更在行一些。因此，根據一項民意調查，在200年夏天——也就是克林頓第二個任期將滿之際，美國公眾對經濟前景的信心指數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學者瑞夫林認為，比爾·克林頓獲得成功的關鍵環節是他堅持執行了所謂的“pay/go”協議，這是老布什的共和黨政府和民主黨國會達成妥協的產物。瑞夫林認為，克林頓在最恰當的時間提高了稅率，從而使美國自杜魯門時代之后第一次出現財政盈余。

    約翰遜在總積分上排在第二位，比其前任肯尼迪略強，這主要歸功于美國GDP和居民實際收入雙雙強勁增長。在約翰遜時代，美國的失業率也得到很好控制，由5.3％降到3.4％。不過，約翰遜和他的領導班子在抑制通貨膨脹和削減政府開支方面表現糟糕，將一個燙手山芋拋給了繼任者尼克松。曾在約翰遜和卡特兩屆政府工作過的舒爾茨指出，由于約翰遜和前任肯尼迪推行了減稅政策，使美國經濟在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出現連續增長，但越南戰爭對約翰遜政府的沖擊很大，影響有好有壞，主要的副作用是難以控制龐大的越戰開支，導致國內通脹抬頭。

    遇刺身亡的肯尼迪在經濟貢獻上排在第三位。告別了經濟緩慢前行的20世紀50年代，肯尼迪在競選時喊出了為美國公司重新注入活力的口號。當選后，肯尼迪最著名的經濟政策就是減稅。遺憾的是，他為1964年制定的減稅政策還未及實施，刺客的子彈就將這位取消種族隔離制度的美國總統放倒了。

    里根在二戰后10位總統經濟貢獻排行榜中位列第四，在位期間的通貨膨脹率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星球大戰計劃”令美國的防務開支大幅上升。排在里根身后的是福特和卡特，一對難兄難弟共同忍受了經濟大蕭條的煎熬。因“水門事件”倉促“下崗”的尼克松在降低失業率、抑制通漲和削減赤字方面無甚作為，而行伍出身的艾森豪威爾則應該遠離白宮，到五角大樓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

    排在最末的是老布什。這個德克薩斯老牛仔在GDP增長、居民人均實際收入增長、創造就業機會、削減聯邦赤字4個單項比賽中均排在倒數第一，值得表揚的地方是在任期間的通貨膨脹不甚嚴重。經濟學家舒伯特認為，壞運氣一直糾纏著老布什，比如海灣戰爭后經濟復蘇來的太遲，再比如在連任競選中表現得太過“溫和”。

    還要提一下老布什的兒子、現任總統小布什。由于任期未滿，因此還沒資格和前任們一決高下。假若兩個月后連任競選成功，小布什參加這項“美國經濟超級腕”賽事的日期還要往后延上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