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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姜洪橋 北京報道
“鳥巢”的設計方終于開始表明自己的態度，但卻不是一次公開的表態。8月20日，幾位建筑界專家在北京召開了一個沒有邀請任何媒體參加的論壇，論壇上幾個一直以來回避媒體的主要當事人——鳥巢方案的中方設計師和顧問仔細解釋了鳥巢事件的來龍去脈，并對媒體的報道和眼下認為鳥巢方案是崇洋媚外的觀點提出強烈的質疑和反駁。
有很多人都認為，鳥巢事件是由本世紀初開始的關于中國建筑師如何應對西方沖擊論戰的一次高潮。但是由于鳥巢設計方的缺席，這場論戰實際上演變成為一個沒有反方的討伐。而反方不參與論戰的原因已由參加8月20日論壇的一位當事人揭示出，“假如從技術上來討論，很多事情都可以說明白，但問題是現在建筑批評的方式和氣氛不對，很不理性。”
事實上，從國家大劇院開始的爭論始終圍繞著頗有高度的概念進行，主流輿論或者指責中國建筑師不夠成熟，或者批評大劇院和鳥巢是崇洋媚外。這種情緒化表達以壓倒性的優勢影響著輿論，甚至使得原本積極參與論戰的建筑設計師徘徊不前，不愿意將論戰繼續下去。
論戰始末
“要以開放的心態面對洋建筑師”，面對幾十家媒體記者，身為開發商的潘石屹在其又一個由國外建筑師設計的SOHO.尚都項目的發布儀式上先后三次強調。但是與潘石屹本人的熱衷相反的是，參加發布儀式的建筑設計師們卻對此毫無興趣。原定在發布儀式之后舉行的設計師沙龍被突然取消，設計師中的一個主要人物也是鳥巢方案的中方主設計師李興鋼沒有出席。其實，李興鋼本人在之前電話聯絡中已經婉拒了記者的采訪要求。SOHO.尚都的澳大利亞籍設計師彼得.戴維森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對鳥巢的爭論問題表現得不以為然，只是稱，“這種爭論在每個國家都存在，而且今天講這個問題不太合適”。記者在詢問建筑設計界多位人士時都獲得了類似的答復
如果說李興鋼刻意回避情有可原，為什么與鳥巢毫無利害關系的設計師也是小心輕放？在8月20日的論壇中，一位專家指出，“可能是人為的因素以及其他的政治因素多了一點，所以使整個批評變成一種聲音。開始的時候好像也是一邊倒的一種消息，后來又變成另外一種一邊倒的消息，我覺得帶有很強的不嚴肅性和不冷靜。”不知是否也是出于同樣的原因，截至目前為止，鳥巢方案的國外設計方還沒有做任何解釋和說明。甚至與鳥巢的中標方合作的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副院長崔愷在最初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也表示懷疑鳥巢的安全性，并且稱與外方合作并不愉快。事后，崔愷解釋，“我們都是在漩渦當中的人，所以有時候暈頭轉向。”
事實上，在建筑界內部關于鳥巢的爭論剛開始很激烈，最終讓建筑師暈頭轉向的是變幻莫測、非此即彼的輿論浪潮。
從2000年6月上旬開始，安德魯設計的國家大劇院方案中標前后不久，所有媒體都是通篇溢美之詞。有趣的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國外媒體和建筑師對安德魯的設計提出了質疑，英國《建筑學評論》評安德魯的方案，標題是“無法無天”。此后，國內媒體開始把矛頭對準了國內建筑師。2001年5月，《北京青年報》刊登《中國建筑師該醒醒了》，2002年12月《南方周末》刊登《中國建筑師缺乏修養？》這兩篇文章，立刻激起了國內建筑師的強烈反彈，東南大學建筑系教授鄭光復為此撰寫了《拂去潑在中國建筑師身上的污水》，在網上被廣泛轉載。
類似情緒化的表達在2003年達到了高峰，2003年8月23日《文藝報》發表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黃河清的文章《應當絞死建筑師？》質疑庫哈斯的央視新樓建筑方案，文中稱，“出于孤陋寡聞，我是在8月1日杭州的《都市快報》上看到了中央電視臺公布新大樓方案的一張圖片和一塊豆腐干大小的一百余字介紹。盡管圖片是該方案最佳角度的效果圖，但我還是看出這是一個歪七斜八的建筑。”
如果說國家大劇院和央視新樓方案之時的論戰和交鋒主要是在媒體與建筑界互動產生，那么2004年“鳥巢”事件則讓論戰普及到全民的地步。盡管這次聯名上書反對國外設計方案的兩院院士相比于國家大劇院少得可憐，只有10人，但是國內的媒體卻給予了強力關注，在近幾個月中任何關于鳥巢事件的重要進展都被列為各報的頭版關注對象，并且傾向性發生明顯轉變，幾乎一邊倒地傾向于反對崇洋媚外并且首次把政府作為質疑對象。
概念的背后
對這場從1999年開始的論戰，這次爭論從本世紀初開始，歷時超過3年，涉及范圍從國外到國內，從事件當事人、建筑專家到普通網民，觀點眾多，意見雜陳，規模空前，很多人都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厚土機構主席林少洲認為，很少有像中國這樣開發這么多的建筑卻沒有自己的建筑文化傳承，這是民眾建筑意識的首次覺醒。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吳耀東教授說：“這可以說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而它帶來的最大好處就是思考。中國的建筑設計師很少，每天都處于一種生產狀態，沒有時間思考，論戰讓所有人進入思考的狀態。”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建筑師經歷了四次外國建筑師挑戰的浪潮。第一次浪潮出現在50年代，受當時“蘇聯”建筑的影響，國內建筑界追求建筑的“民族形式與社會主義內容”，以北京十大建筑為代表。第二次浪潮是文革后70年代末出現的“民族化與現代化”的追求，其實是第一次浪潮的回潮和復演，以毛主席紀念堂等作品為代表。第三次浪潮是改革開放后的80年代各種西方建筑思潮進入所帶來的影響和沖擊，中國建筑進入迷惘、彷徨與多元化探索階段，出現了“京派建筑”與“海派建筑”等不同的建筑走向。吳耀東認為，這次論戰屬于第四次浪潮，是應對外國建筑師大量進入所帶來的沖擊和影響，可以簡稱為中國建筑師“合作與自我革命”階段，此次浪潮遠比前三次來得劇烈、深遠和持久。
但是吳耀東又說：“我反對沒有科學精神的論戰，很多評論是在不了解方案的基本情況下就匆忙做出來的。我們需要關注事件的產生過程、產生機制和產生背景，而不是單單把關注的焦點指向設計方案。”有建筑專家指出，可以隨意上升高度的概念爭論忽略的關鍵是，在技術層面上，中國和發達國家有著明顯的差距。國內的專家何以憑自己的經驗來評判國外建筑師方案的技術可行性？
吳耀東認為，在建筑的形式問題之外，還有更多其他的建筑課題需要關注：文化、環境、可持續發展、綠色、節能、材料、技術、功能、工藝和細節做法等等。沒有基礎技術的吸收與進步，形式的創新無從談起。中國建筑師對建筑文化層面或曰風格層面的過分關注，阻礙了建筑實施能力與創新能力的提高。
長達近四年的爭論基本上是圍繞建筑的概念進行的討論，爭論激烈的時候則上升到政治和民族尊嚴高度。很難確定，在這頂帽子底下，可以容納多少利益、立場和學術觀點？在這種高度上，事件當事人有多大膽量來面對情緒化的評論與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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