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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一琨
以郎咸平和張維迎為代表的經濟學家之間的爭論已經超越了學術爭論的范疇。我們擔心地看到由于“國退民進”的過程中出現的種種缺乏透明和顯失公正的問題，有相當一部分人對于國企改革的前途表示悲觀，甚至對于改革的路徑產生懷疑。這樣的言論和態度雖來自民間和學術界，但在堅定中國市場化改革、堅定支持產權制度改革的前提下，我們的確需
要認真對待這一問題，認真思索“國退民進”給人們的思維與道德觀念上帶來的巨大沖擊，或許這一效應帶來的負面后果將有累及改革之虞。
改革帶來的沖擊是巨大的。雖然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被稱為漸進式，但是在最近十年以來，中國“國退民進”的市場化進程卻漸有目不暇接之感。
著名學者秦暉認為，從1992至1997年間，在對外資、鄉鎮企業、私營企業政策大幅度開放的同時，中國經濟體制實現了三大突破：一是取消了糧票，“票證經濟”的結束預示著中國開始由命令經濟的短缺時代走向市場經濟的過剩時代；二是開放股市，并且很快升溫到狂熱的“股潮”。中國式的股市開創了一種同時具備化公為私與化私為公兩種功能的機制，推動中國的原始積累從單純“挖國庫”的階段走向“通過國庫這個中介去挖民間”的階段；三是在蘇南等傳統集體經濟(所謂“地方政府公司主義”經濟)性質的鄉鎮企業發達地區進行了一場雷厲風行的民營化運動，隨著“蘇南模式”的不復存在，1997年出臺的《鄉鎮企業法》首次明確了“鄉鎮企業”概念的非特定所有制含義，由“社隊企業-鄉鎮企業”的淵源形成的鄉企屬于“集體經濟”之說從此成為歷史。受“鄉企轉制”成功的推動，一些地區(山東諸城等)出現了縣域范圍內地方國有企業“全賣光”乃至“送光”的實踐。
而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開始了又一個新階段。這次大會吹響了“國企改革攻堅戰”的號角。十五大期間，《中國經濟時報》關于國企改革的通欄文章題《可以，可以，也可以》，就是這種氛圍的概括。自此，中國各中心城市和各省相繼表示了告別“國有獨資”的決心，許多省市相繼宣布“今后不再搞國有獨資企業”。秦暉認為，在這短短幾年間中國“國退民進”的步伐之快已經可以超越采用“休克療法”的東歐各國，在世界各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有意思的是，就在這一時期，另兩位學者之間發生了一場著名論戰。前者引證著名社會學家李強為首的課題組進行的大規模抽樣調查，稱1994年中國人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按人、按戶 “已經超過了西方國家通常的基尼系數”；后者則稱之為“情緒化的渲染”。并認為經濟學家趙人偉、李實等的另一課題組的調查得到“國內外專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因而更為可信。但是由于無法計入灰色收入，實際上社會學家與經濟學家各自進行的調查，以不同的抽樣分布證實了同一個事實：早在1994年，中國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已經明顯超過世界上許多國家。這件事告訴我們，對于改革結果評價的爭論，早已有之。
時隔十年，爭論再起。我們有必要認識到，我們的市場化改革，前途應該是“好的市場經濟”。提出并正視危及這一目標的不利因素，不僅不會導致否定一切的結論，相反還可以積極回應那些主張推倒重來的偏激論點。
交易成本的高低決定著市場的擴展和前景。產權的明晰界定和作為其基礎的法律制度及其實施是交易的保障，在這一框架下產生的道德觀念或者說意識形態則更為重要。正比如，在一個集市中，如果每一次交易都需要界定買賣雙方的信用程度和商品的質量，這樣的簡單交易必然也會因為成本高企而難以維系。道德觀念在交易中起了“節約機制”的作用，人們相信透明的、充分的競爭之下交易的公正、合理，這些積淀下的觀念將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保證市場秩序的擴展。
這樣的觀念形成不易，而且會受到外部條件的沖擊。制度經濟學家諾斯認為，一些情況能夠改變人們的這種觀念：一，產權的改變，即否定了個人對其過去擁有的資源的權利；二，在市場上，交換的條件偏離了已為人們認為公平交換的比率；三，一個特殊的集團的相對收入狀況發生了變化。
當我們回顧這十多年來高歌猛進的改革歷程，以上三類情況毫無疑問大量存在和正在普遍發生，問題存在的維度想來要超過郎咸平先生所研究的范疇。而這一問題造成的后果應當超過了經濟學家們“所有者缺位”、“委托-代理”之類的制度思考，須知市場經濟并不是天才和學術明星的設計，而是一種擴張秩序，是人類合作的秩序，它強調互相尊重生命、自由和基本產權。
由政府推動的“國退民進”進展至今，我們看到在盤活國資存量，助推經濟增長，為改革深入奠定基礎的同時，一些人利用壟斷權力或是信息不對稱，在市場中占據了制高點，形成了一定的劣幣驅逐良幣的局面，危及市場效率；而這些人所起的道德示范作用將使人們對市場的公序良俗失去信心，喪失信念，導致道德失范。早有經濟學家論證，隨之而來的必然結果是市場崩潰。這樣的前景并非絕無可能，我們必須要放下看似各執一端，但又模棱兩可的爭論，在堅定改革的同時認真處理其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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