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溫秀
一年前，留美博士胡暉在中關村創立的海納維盛，工資已停發數月，日常經費更是捉襟見肘。那時，如果有人肯出5萬元就可以買到后來價值近20萬美元的儀器，但當時即使是免費試用也無人問津。以至于后來，每當提起中關村管委會雪中送炭提供的8萬元資助，他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可就是這樣一家在國內幾乎窮途末路的公司，后來被美國納斯達克上
市的維泰爾公司看中，以1800萬美元買斷，是公司注冊資本的120倍。
然而胡暉的尷尬在中關村隨處可見，但胡暉的幸運卻絕對屈指可數。
“我們幾乎一直在融資，但從來沒有融到過。”很多中關村創業企業的老總不勝感慨。細細的“血管”
高新技術企業往往都要經歷一個相對漫長的研發期。這個階段，資金方面基本只是投入，沒有產出。如果幸運的話，三年左右的時間，研發可以初見成效，企業也隨之進入產品和技術的市場推廣階段。而這個階段通常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但企業本身的自有資金往往已經告罄。“很多企業都被前期投入弄得精疲力盡，項目有點眉目的時候，企業可能已經揭不開鍋，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這個時候如果沒有后續資金進來，就只有死路一條。”北京東盛和科貿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懷東告訴記者。“但想要在國內通過銀行或風險投資拿到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王懷東是日本留學歸國人員，他創辦的北京東盛和科貿有限公司是一家從事環保系列產品開發的企業，也是孵化園里不多的幾家曾經融資成功的企業。但資金是通過民間渠道解決的。他們的一個項目獲得了南方一家民營房地產企業的青睞，但對方出資1000萬入股之后，東盛和原有的股份已經被稀釋得很少了。而原公司旗下的許多其他項目依然無人問津。因為很多項目還處于研發階段，沒有什么銷售收入，而且環保本身又不是什么暴利行業，所以想要從銀行貸款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北京子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李迎凱說，“三年了，我們一直在不停的融資，但沒有一次成功。國內的風險投資往往更喜歡買些舊的機器、設備或是土地。就算不賺錢，起碼還有實物抵押。而我們只有技術，但他們不要這個，覺得沒用。”“我們每年也都參加中關村組織的投融資洽談會，但往往是我們興致勃勃地講完了，卻沒有一個投資者提問。通過這種途徑得到反饋的少之又少。”不過由于他們有一套獨特的產品，所以可以讓代理商幫著承擔銷售費用。“對我們而言，市場就是銀行，我們正學著直接從市場拿錢。”
相對于很多人在銀行碰壁之后的無奈，李杰的心態似乎更“積極”些。他的公司去年通過中關村為中小企業設立的“綠色通道”拿到30萬元的貸款，雖然只是杯水車薪，但總算是跟銀行建立了一定的“信用關系”。他指望著有一天可以憑借這種信用拿到更多的貸款和融資。不過能否用微薄的資金在慘烈的市場競爭中存活下來，還是個問題。
資料顯示，中關村國際孵化器成立三年以來，僅僅有8家企業獲得海外融資5650萬美元：其中王志東創辦的點擊科技以高昂的代價換回了1300萬美元，劉昊源的思智公司獲得的1300萬元依然只是“投資意向”。而中關村里其他數以萬計的高新技術企業想要在國內獲得一筆即使是數額不大的風險投資或融資，往往都“求告無門”。絕大多數的風險投資者看中的只是當下的利潤和盡可能小的風險，幾乎沒有人對他們的技術可能蘊涵的巨大市場潛力感興趣。即使是被中關村管理層看好的中關村科技擔保公司，目前提供擔保的企業僅有1000多家，相對于12000家的總數而言，仍不足10％；其擔保總金額約為55億元人民幣，平均到每家也就可想而知了。手術刀落在哪里？
王懷東告訴記者，在中關村里80％以上的企業都面臨資金問題。因為無法通過國內的正規渠道獲得資金，很多企業都冒著巨大的風險引進海外資金或民間的金融資本。“對企業而言，如果沒有錢就沒法兒發展，不發展就只有死路一條。與其等死，看著前期投入全都付諸東流，還不如奮而一搏。反正都是死，有一線希望總是好的。”
分析人士指出，引進海外和民間資本除了政策風險和高額的利率之外，還可能碰到很多陷阱。比如一些中小企業想要在美國ＯＴＣＢＢ（美國場外柜臺交易系統）市場上市融資，但由于對其規則的不了解，很容易泥足深陷。一是可能誤入“粉單市場”（被市場淘汰出局的公司），買了一個沒有融資功能的殼公司。二是即使順利進入，但初次融資的金額往往十分有限，如果企業的成長性不夠好，隨后就斷了繼續融資的可能。拿不到更多的資金，反而要承擔高額的管理費用。這些意外都可能把本身就已捉襟見肘的中小型創業企業逼上絕路。
“中關村里有許多世界領先的技術，但由于不了解市場，或是缺乏必要的資金支持，很多企業都死掉了。而那些學成歸來，想要有所作為的創業者們最后往往只能灰頭土臉，垂頭喪氣的回到國外去尋找新的發展機會。畢竟在國外，只要有好的理念就有可能拿到錢，就有比較大的成功的機會。”李迎凱不無感慨地告訴記者。
胡暉的成功只有在納斯達克才能兌現，似乎就是一種印證。有人曾對他堅持繼續經營可能面臨的風險進行了分析：其一，資金不足，無法進行市場拓展，企業中途夭折，被折價拍賣；其二，即使資金能夠跟進，仍然存在市場經營的風險，因為其技術只領先市場兩三年；其三，大資本進入，攤薄胡暉等人的股份。權衡利弊，在適當的時候被其他大企業并購，大概算得上是上上之選吧。而能夠認識并實現“胡暉”價值的企業并不在中關村。
相形之下，那些原本就帶了風險投資回來的企業會從容許多。雖然他們的產品可能還處于研發階段，但海外的風險投資者看中的是技術前景和企業的成長性，所以那些企業往往很自然地就壯大起來了。“同一座孵化器里，有的企業欣欣向榮，有的公司銷聲匿跡，而原因往往不是技術的優劣與高下，而是有沒有人肯為你投資。”能夠靠30萬元勉力維持的李杰不知是慶幸還是遺憾？
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蕭灼基指出，技術可以靠創新和產業市場來推動，但產業發展卻需要經濟環境，而經濟環境的骨架還是制度，這種制度束縛表現為新的生產力與傳統的行政、工商財稅管理模式的沖突；高新技術中小企業的資金要求與金融環境的不和諧以及新的創業文化與舊的保守文化之間的矛盾等。
“20年發展的中關村應徹底改造。”蕭教授公開呼吁。
不過對于那些正在艱難求生的中小型創業企業而言，改造中關村決不僅僅是一種倡議，而是一種攸關存亡的期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