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許不被經濟學界以外的更多人知曉,但其畢生研究的卻是千千萬萬普通人的經濟生活；他,歷經磨難癡心不改,重病期間仍在病床上破解我國股市全流通之謎。

    在人生旅途跋涉77載、在經濟學領域探索半個世紀的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一個多月前離開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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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這塊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經濟研究‘土壤’,因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別的國家存在的問題,在中國都可以找到；別的國家沒有的問題,在這里也可以找到。只要善于耕耘,勤于耕耘,就會結出豐碩的果實。"董先生常常對他的學生這樣講。

    正是這種對于中國經濟問題的癡迷,使他幾十年來醉心于自己的工作,收獲豐厚。

    1927年生于浙江寧波的董輔礽,于1946年考入武漢大學經濟系。從此,他與經濟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經濟學研究離社會、政治生活很近,理論上的論爭很多,有時會受到誤解和詰難,因此,一個經濟學家時常會產生煩惱、痛苦的心境。對此,董先生有自己的信念:"我的工作就是從事經濟研究,為民請命,為國分憂。"

    1953年,他被派往莫斯科國立經濟學院學習,在留蘇的一千多個日子里,他幾乎不參加舞會、酒會,而是勤奮學習各種知識。他曾說:"戰爭年代,用青春熱血報效祖國,現在要用知識回報祖國和人民。"留學期間,他真切地感受到蘇聯計劃經濟并非沒有缺點,如結構不合理、生產效率低等等。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批有熱情、有能力的經濟學者,由于政治動蕩和個人的遭遇等原因,放棄了學術研究,可董先生卻執著地堅持。他的研究課題并非空洞的理論,而是現實的經濟現象和問題。

    大躍進的狂熱,以及國家建設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使他對經濟體制研究產生了興趣。通過觀察、思考,并聯系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他逐漸形成了由"再生產理論""國民經濟平衡理論""國民收入理論"構成的"經濟成長理論"。那個時代的學術成果,為他后來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一些大膽的觀點打下了堅實的實踐和理論基礎。

    據熟悉董先生的關敬如博士介紹,董先生幾乎從不無謂地浪費時間,就是在飛機、火車上也很少休息,總是在思索、寫作。

    早在1978年9月,董輔礽就提出了改革國家所有制、實行政企分開,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實行政社分開的主張。當時,這種大膽的觀點不為許多人所接受,但他堅持自己的意見,并撰文作了較為詳細的闡述。改革開放初期,董先生就提倡發展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混合經濟,并通過細致的考察,對被稱為"溫州模式"的民營經濟給予了肯定。

    在改革開放的每一個重要歷史時期,對國家每一個重大經濟問題,董輔礽幾乎都提出過自己獨到的見解,他的部分學說被決策部門和立法機構采納。

    1988年到1998年期間,董先生擔任第七、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和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參與了這十年的立法工作。他主持或參與過《證券法》《期貨交易法》《拍賣法》《信托法》《證券投資基金法》等重要法律的起草或審議工作。

    "《證券法》頒布后,在實踐中暴露出一些不足,董老連續提出修改意見。他正視現實,不文過飾非。"在全國人大與董先生共事多年的經濟學家厲以寧這樣評價他的摯友。

    他從發展的角度看待股市,就像愛護嬰兒一樣呵護證券市場。1994年,年輕的證券市場面臨風雨洗禮之時,他撰寫了《證券市場是學習市場經濟的大學校》一文。2001年,董先生直面股市的爭論,不否認證券市場存在的問題,但反對"推倒重來",提倡對不規范的市場進行疏導、規范。

    "先生自己從未涉足股市,他對證券市場的關心絕無半點自利和私情。去世前,他還和媒體通過電子郵件探索我國股市的未來。"華生博士動情地追憶恩師的股市情結。

    今年4月25日,重病中的董先生寫下了封筆文章《守身為大》。"理論工作者是否敢于堅持真理,堅持改革的方向,就是能否堅持學術節操的考驗,讓我們大家都記住‘守身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