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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基于憲法原則的法律自我糾錯功能，遠比對于某一項具體法律條文的修修補補要重要的得多。
楊耕身
自7月30日起，國家人事部和衛生部在各自網站上發布《標準》，面向社會公開征求
意見。而修改這一標準的背景是：2003年4月，浙江大學應屆畢業生周一超因被查出“小三陽”而被拒于公務員門外。同年11月，安徽蕪湖市考生張先著參加公務員考試名列第一，但同樣因“小三陽”被淘汰。8月31日《中國青年報》的報道指出，民間訴求從基層上傳至政府最高層，民意正成為“第一推動力”。
政府應當時刻傾聽來自民間的聲音，民意應該成為公共政策的決定力量，這應當成為政府合法性存在的前提。SARS以后，孫志剛案以來，在一些公共生活領域，我們都切實感到了這樣的一種基于民主政治的轉變。但是就修改公務員錄用體驗標準而言，我們在為1.2億乙肝病毒攜帶者的權利回歸感到慶幸，因國家機關積極回應民意的做法感到欣慰的同時，又不禁想到，我們是不是也回避了什么？
我指的是在去年11月20日，1611位公民就全國31省區市公務員錄用限制乙肝攜帶者的規定，聯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及國務院法制辦提起違憲審查建議一事。在去年11月26日《新京報》上，一位名叫小谷子的建議書起草人這樣說道：“到今天這個時候，呼吁違憲審查是一塊不得不啃的骨頭了。”然而事實證明，公務員錄用體驗標準的修改，并不是啟動違憲審查的機制的結果。那沒有被“啃”動的或被回避了的，是違憲審查機制。
在這一點上，公務員錄用體驗標準的修改與孫志剛案后收容遣送條例的廢止，似乎沒有兩樣：政府都以積極、務實的態度回應民意的訴求，及時對相關法規做出修改，然而卻又無一例地回避了違憲審查機制的啟動。而這種回避，恰恰回避了公民提請違憲審查的真正目的。正如孫志剛案中公民建議書的執筆人之一許志永博士所說的：他們提交這份建議書的目的在于，“促進我國違憲審查機制的有效建立。”
我們為什么更看重違憲審查機制啟動與否？因為，一種基于憲法原則的法律自我糾錯功能，遠比對于某一項具體法律條文的修修補補要重要的得多。更因為，違憲審查作為我國憲法賦予的一項職能，那么健全相關制度，并在應當啟動的時候予以啟動，更能彰顯憲法的權威性。還因為，憲法是保護我們基本權利的最后防身手段，違憲審查機制可以保證法律正義得以體現，公民的這種最后防身手段“看得見，摸得著”。
當然，“回避”并不意味著放棄。在一定程度上，“回避”是因為相關制度不健全。在我國，雖然憲法對違憲審查作出了規定，但仍缺乏程序及制度保障。而在另一方面，我們已經高興地看到，在今年5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成立了法規審查備案室，其職責就在于審查下位法和上位法，尤其是憲法的沖突和抵觸。盡管有專家指出，這一部門還是不能完全承擔起違憲審查的重任，但我們卻有理由相信，對一個正走在憲政大道上的國家而言，隨著公民權利以及憲法意識的覺醒，包括違憲審查在內的憲法機制的完善，應為時不遠。
我們有權利呼喚善良、人道、正義的法律，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講求法治的時代，不論是廢止收容遣送制度，還是對公務員錄用體檢標準的修改，都表明了這一切。所以，我們關注那些一時被“回避”的東西，不僅在于我們對于公民權利的深切關注，更在于我們今天所處法治社會的信任與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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