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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以賓
四川萬源市乃貧困縣級市，年財政收入4000萬元左右，2002年財政赤字高達1．6億多元，但一場名為“萬源保衛戰勝利70周年”的紀念活動竟耗資約2000萬元。花費何以如此之巨？據說，僅宋祖英一人獨唱4首歌的稅前報酬就達42萬元，相當于當地農民平均年收入（2002年）的210倍。更為荒唐的是，把請明星、看演出當成“政治任務”，用紅頭文件強行攤
派購買門票，而一張門票等于被攤派的一個小學教師1個月的工資，等于當地一個孩子上一年學的費用！
面對全國輿論的強烈關注和嚴厲批評，再次重蹈勞民傷財覆轍的決策者想必難辭其咎；而作為宋祖英等應邀的明星，從中又將失去些什么呢？筆者認為：其在當地觀眾、其他地方觀眾乃至全國觀眾心目中的形象，將會無形中受到重大傷害。因為當不乏渲染的“請宋祖英唱4首歌花了42萬元，是當地農民年收入的210倍”的新聞經由十分發達的媒體網絡大量傳播時，所形成的“反差”和視（聽）覺沖擊力實在是太大了！“反差”是什么呢？是“緬懷烈士、繼承紅軍優良傳統”的政治名義背景與明星走穴大賺其錢的嚴重不協調；沖擊的是什么呢？是明星們不得不再一次面對億萬觀眾的人格評說乃至道德審問。
這場演出，當地也未否認是一種“商業演出”活動，也就等于說，當地政府與明星們做了一宗“標的”不算小的商業“交易”。客觀結果證明，這宗交易無疑是極其失敗和荒唐的，問題是：荒唐何以成為交易決策且被付諸實行？究其根由，大抵是在“經濟賬”與“政治賬”兩筆賬之間，雙方都只算了一筆。而被忽略的另一筆賬，恰恰構成了交易決策的“盲區”，交易的實現，則等于將兩個盲區合成了一個更大的盲區和荒唐。
從當地政府一方看，假如僅僅算“經濟賬”，這場耗資巨大的活動不可能成為現實。之所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靠的是一種算“政治賬”的強烈驅動。誠然，所謂“緬懷烈士、繼承紅軍優良傳統、重走紅軍路”之類，僅僅是當地官員所算“政治賬”其賬冊封面的裝飾，而“內里”則不可能那么神圣與高尚。從明星一方看，則完全“反”了過來：如果稍微算算“政治賬”，這種演出是萬萬去不得的，給再高的“價”也去不得！這里所謂的“政治賬”，實際上也就是明星們的“聲譽賬”。明星之所以成為明星，靠的是觀眾的認可，不僅是藝術認可，還包括“道德認可”。道理很簡單，明星到這么窮的地方去賺其錢，按說應詢問一下“錢”從何來，應預料一下假如系政府強行攤派，將在當地百姓當中激起怎樣的心理抵觸和反感。問題是：明星們算的主要是“經濟賬”，這筆更重要的“政治賬”卻忽略不計了。
回顧以往，與四川萬源市類似的荒唐已經發生得夠多。由此，筆者不禁生出一種善良的愿望以及建議：今后凡此類交易，只要雙方（甚至一方）堅持把兩筆賬都算清楚，就可遏制荒唐的發生：因為有一種幾乎無所不能的行政權力作“彌補”，地方政府往往疏于算“經濟賬”，因此關鍵是制約其胡亂施行的權力。作為明星們，即使經濟賬算得極“精”，即使錢賺得很多，一般都無法彌補乃至贖回“政治賬”損失。因此，大有必要建立一種群體的“政治賬”意識，甚至應制定共同遵守的“公約”。假如今后再有類似四川萬源市政府的盛情邀請，說不定僅靠“公約”就可把他們擋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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