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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9月1日刊文提出，南水北調遇到的問題，是我們在創造文明的過程中，新文明與舊文明的沖突。
我贊同作者對文物保護的態度，但我以為南水北調的問題歸根結底是人與大自然的生存斗爭，而人類新舊文明的沖突僅是其衍生品。
人與自然的斗爭伴隨著人類的歷史進程。數千年以前，黃河流域水草茂密，土壤肥沃，華夏文明由此開端。中華民族的祖先一方面要防止狼蟲虎豹的侵襲，另一方面要嘗百草、播五谷，在大自然面前一步步開拓生存空間。
到了現代，物質文明突飛猛進，由現代工業和先進技術武裝起來的人類看似無所不能，但在大自然面前，依然顯得渺小。黃河流域早已不再水草茂密，而成了一個河流斷流、地下水漏斗密布的水資源貧乏區域。
今年北京市水價在原本基數很高的情況下上調，并面臨著繼續上漲的壓力；華北其他地方用水也是全線告急；去年山西在干旱之年仍需要向北京送水5000萬立方米；各省市、地市之間因水資源歸屬問題不斷造成糾紛……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北方缺水問題，因缺水帶來的是人類生存的問題。有人主張我國重點發展擁有富足水資源的東南沿海地區，將人口逐漸從缺水的地方轉移過去。這顯然忽視了我國國情，并不現實。我國缺水的北方地區居住著4億多人口，這個區域內形成了北京、天津等多座大城市，建立了一大批現代化的工業廠礦，還是我國重要的糧棉基地。這樣龐大的區域遷移談何容易，其遷移的成本更是天文數字，何況，東南沿海恐怕也無力承載如此密集的人口和工農業。
相比而言，南水北調工程跨流域把水資源從南方調到北方，是解決北方缺水問題的較好辦法。它雖然成本巨大，但為了4億多人的生存和發展，這些成本不足為巨。至于說到沿途可能遭到破壞的文物，最好的辦法是盡量保護這些文物，但絕不能因為保護這些文物而讓南水北調工程停工，以現代人付出高昂的生存成本為代價使文物得以流傳后世。呼吁保護文物，不能漠視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而是尋求一條中間平衡道路。
劉培錦（北京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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