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股市10萬個為什么之二一五

　　水皮雜談

　　“華盛頓共識”是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基礎的一種“市場原教旨主義”，出臺之日就伴隨著爭議。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也指出，似乎只要實行私有化和自由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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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自動解決經濟發展的一切問題，“說得好一些，華盛頓共識是不完整的；說得壞一點，華盛頓共識有誤導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課題組在研究報告中對此有一個公正的評價，認為華盛頓共識的某些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整體而言，片面強調市場機制的功能和作用，鼓吹國有企業私有化、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場化、放松對外資的監管、放松政府的管制等，適應的是國際壟斷資本全球化擴張的需要。

　　概括地說，新自由主義學派在經濟理論方面，奉行“三化”，即“自由化”，認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認為這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基礎，“市場化”，離開市場就談不上經濟，無法配置有效資源。在政治理論方面，新自由主義特別強調和堅持三個“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因為“當集體化的范圍擴大了之后，經濟變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產率”。二是否定社會主義。在新自由主義看來，社會主義就是對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導致集權主義，“集權主義思想的悲劇在于：它把理性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卻以毀滅理性而告終”，因此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三是否定國家干預。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都只能造成經濟效率的損失。

　　在新自由主義學派中，政治經濟的結合幾乎到了完美的地步，堪稱政治經濟學的典范。郎咸平說，他個人對自由主義學派表示尊敬，但是，這個學派的提出是20年前的事，那個時候談理念是沒有錯的，因為那個時候中國沒有自由經濟的理念，但是不幸的是，國內的經濟學家現在還在談理念。

　　郎咸平的評論和判斷，顯然過于樂觀和簡單，郎咸平生活在“一國兩制”的香港，雖然經常往來于京港之間，對于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及轉型時期特定歷史現象的認識畢竟有局限。其實，面對郎咸平的抨擊，國內還是有經濟學家回擊的，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企業所的副所長張文魁就是一位。不過，張文魁回擊的主題卻是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之路不容全盤否定，這種上綱上線式的回答本身就說明，對于理念的理解有著多大的差異。張文魁的回答實際是一種本能的回答，水皮相信他和郎咸平是有共同語言的，否則他也不會單刀赴會。因為郎咸平抨擊的不完全是產權改革的方向，而是過程。張文魁同樣承認在這個過程中存在著監管缺失的問題。

　　理念問題在香港不重要，在大陸還是挺重要的。

　　吳敬璉先生當年在回答5位經濟學者聯袂對他的質疑時有過一段精彩的發言。大意是改革開放之初，包括質疑他在內的國內經濟學家的改革指向是高度一致的，可稱戰友。但是時間之鐘走到21世紀初，這個陣營就開始發生了變化，有的戰友已經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成為權貴資本主義的代言人，成為改革的對立面。吳敬璉此言即出，對立陣營立馬噤聲。為什么？因為，一是害怕被吳敬璉的標槍發中，莫名其妙成為改革的“阻力”，招致天下罵名；二是反應不及惟恐自己真的已經落伍形勢，底氣不足。不久前去世的經濟學家董輔就在談及自己時有過如此評價，“努力做到不隨風倒，不說違心話。由于各方面形勢變化太快，要追上形勢，不至于落伍，我只有努力跟上去”。董先生在2001年春初被吳敬璉噎住之后長期保持沉默，2002年底談及當時的論戰還耿耿于懷�！皩ξ业脑捨以�經反復自省過，沒有錯。何謂泡沫？跌到多少才算擠干？跌這么長，股民進場還活不活？出臺政策都要考慮這些問題。”事實證明，董先生的話是對的，但是既然是對的，董先生為什么還要反復反省呢？這說明，誰都有心中的軟肋，中國知識分子的軟肋就是害怕被別人說成保守、落后、封建、反動。董先生曾經為股市中聲名赫赫的德隆國際撰文，推崇德隆的產業整合理念。董先生的學生大不以為然，不理解老師何以有如此行為。董先生的解釋讓他的學生也無從辯駁。董先生說德隆是一個民營企業的典型，我是站在鼓吹民營經濟的角度來做文章。誰都知道，董先生有“中國民營經濟辯護人”的稱謂，長期擔任全國工商聯的顧問。董先生還是最早為“溫州模式”辯護的經濟學家，他堅信民營經濟不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權宜之計，發展民營經濟，說到底是要發展市場經濟，從現在看到未來還沒有一種資源配置的方式比市場經濟更好。無獨有偶，郎咸平也是第一個站出來“評倒”德隆的經濟學家。不同的是，董在大陸，郎在香港，董先生說理念，郎教授說問題。理念掩蓋不住問題，問題打倒了理念，問題出在哪里呢？

　　“我國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是十六大所確定的政策領域，其中改革的重中之重，是解決國有資產的經營權和管轄權的錯位。但是，十六大沒有指出應該在改革的過程中，在市場化操作的過程里如何監督這一改革過程。那么，我們如何檢查其操作過程？如何維護國家利益和職工合法利益？這些無一不是改革工作中的要點、難點”。

　　“很多人對于改革都有一種顧忌的心理，那就是我們能否真正做到監督和監察，能否追究經營與管理責任，能否真正抓住對于國有資產、國有產權的定價權，抓住場內場外交易的最主要環節，能否對違法行為及違紀行為進行嚴肅查處，這些都是很真實的挑戰。這不是基層問題，因為溫總理在兩會以后也對全國人民坦承自己對于商業銀行改革的方案執行‘不放心’，但是，他一再強調，這一改革沒有退路�！�

　　說這番話的人不是什么經濟學家，而是一個叫縹緲的自由撰稿人，文章發表在6月30日出版的萬科周刊上，縹緲的文章和郎咸平的研究有異曲同工之處，關注的都是過程和細節。

　　細節出魔鬼，這句話有多少人讀得懂？

　　學者文化和官場文化是不一樣的，官場講究“寧左勿右”，經濟學家中間卻流行“寧右勿左”。大陸經濟學家的集體沉默，一個很大的心結就是害怕被人劃成“新左派”，可以說“新左派”已經成為大陸知識分子自己給自己戴上的緊箍咒，郎咸平給自己戴的是大國家主義的紅帽子，大陸經濟學家給自己縫制的是“新左派”的綠帽子。(1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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