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察者語
隨著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與印度等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一些西方學者越來越關心亞洲國家的實力變遷所引發的全球權力格局的微妙變化。近期美國《外交事務》雜志刊載了James F.Hoge撰寫的一篇有關全球權力變遷的文章，聲稱亞洲國家政治、軍事力量將隨著經濟實力的上升而發生變化。文章不無擔憂地提醒西方當權者，應該重視這種權力從西方向
東方的轉移———在他看來，過去的經驗表明，這種國家間權力的變遷很不尋常，而且幾乎都是通過“非和平”方式完成的。
或許James的本意只是給西方提出警告，但他的言論卻也給中國外交政策制定者提了個醒———因為外交的使命正在于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國家的目標，中國要在世界上實現“和平崛起”，外交所負擔的“和平”任務將會相當艱巨，也對中國所采取的外交手段與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以美日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長期以來已經習慣了以自己的權力價值觀念衡量中國，《外交事務》的文章中用“強權更替”、“權力轉移”等措辭來稱謂中國的崛起，可以想象，在他們潛意識中，中國的崛起，亞洲的崛起，意味著即將到來的對抗、沖突甚至是戰爭。James直言不諱地寫道：中國與日本在歷史上就不存在兩強并立的局面，因而這兩個國家在經歷“兩強并存”的局面時，將會面臨無法預計的挑戰。更復雜的是中國旁邊還有一個雄心勃勃發展的印度，James們懷疑這三大亞洲強國能否和平共處。
這種氛圍顯然不是主張“中國發展需要和平環境”的政策制訂者們所希望看到的。為此，中國的外交精英們將需要更多的精力去說服其他國家：中國的發展與壯大并不可怕；在整個權力變遷過程中，中國扮演的都將是一個重要的“和平力量”角色。實際上，從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到溫家寶總理多次在外暢述的“和平崛起”，人們都已經清楚明白地表達了相同的意思。
外交學院副院長秦亞青教授在解讀溫家寶總理的話時認為，“和平崛起”從周邊而來，周邊國家比中國小，中國在處理和這些國家的關系時顯然體現了其對外展現的行為，是以“絕對的自我安全”為基本原則，還是以“相互安全、共同富裕”為基本原則？從近幾年的外交活動來看，中國一直在向共同安全的方向努力，參與“朝核問題”的解決就是明證。
如今，“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概念已經不僅僅為中國接受，而且逐漸變成了決策規范，即不但認為這是一種策略，而且認為應該這樣做。秦亞青認為這是中國在國家安全思維與外交思維上的重大變化。
對于中國而言，如果將這二者相結合，會更有意義。如果像前述文章所稱，全球權力正從西方國家向亞洲國家轉移，而中國是發展中大國，主要影響力還是在周邊亞洲地區。在全球權力轉移過程中，中國以周邊為依托發展自己，顯然是明智的戰略。中國和周邊完全有可能建立起比較平和、穩固，甚至是制度性的安全安排，例如上海合作組織、加入東盟條約等，這種格局本身就構成了全球權力變遷的一部分，對于打破西方的認識也將起到重要作用。
即使是某些西方學者所擔憂的中日關系問題，沖突也并非是唯一的結局。事實上，盡管中日政治關系低迷，中日經濟關系卻日益密切，特別是中國的強大經濟增長需求刺激了日本經濟，使日本走出了停滯10多年的經濟低谷；反過來，日本在中國的巨額投資也為中國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在這種情況下，盡管中日政治關系近年來因為小泉的不負責任行為而未獲突破，但很難想象中國或是日本會對“兩強”并存的局面存有芥蒂———在這一點上，歷史并不一定就代表未來。
可以想象，如果中國將來成功營造好大周邊，與發展中的亞洲各國共同促進權力的轉移，將會有更多的國際資源可以利用。在這個框架之內，甚至臺灣問題也會比現在更容易解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