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魯寧
最近一段日子，蘇州、杭州紹興、無錫等長三角城市的不少企業，相繼調高了民工工資，幅度大致在7％到12％之間。主動調高民工工資的目前僅限于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內的部分企業，我個人判斷，此口子一開，增資潮會波及到更多的行業內企業。因為，行業之間和城市之間的民工工資水平也可看成一個“生態平衡”系統，一旦平衡被打破，就會
隨之建立起新的平穩。
調高民工工資系企業自主行為，未聞城市政府對此施加了影響，至少沒有發布“紅頭文件”指令企業這么去做。從資方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本能考慮，為民工長工資的舉動不大可能出于道德自覺，更多是特定的“市場壓力”使然。這個壓力就是“‘價格與時間’水平上的民工不足”。
長三角與珠三角從今年起同時出現了所謂的“民工荒”，國內外媒體對其成因作了多角度分析，但真正的主因恐怕還是工資價格與勞動時間兩大因素。特抄錄一段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的采訪筆記：浙江某市紡織Ａ、Ｂ、Ｃ三廠，普通檔車工每月滿負荷工作（一般每月只休息一天），月薪（含加班和各種補貼）大致在900元至1000元。
今年5月為了解讀“民工荒”，再訪Ａ、Ｂ、Ｃ三廠，約束條件不變，月薪漲至1000元至1100元。兩次定點采訪，時間跨度近10年，表面上看，檔車工工資還是有所增長，但考慮到10年間物價指數的變化和體制內勞動群體工資的巨大增幅，檔車工的工資不光處于停滯狀態，事實上則處于負增長狀態。由于民工群體數量以億計，他（她）們的工資負增長，反映到面上，不能不說是構成全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至于勞動時間，10年間未有大的變化。超時勞動也反映出另一種形式的工資負增長。
“價格與時間”兩大因素，很大程度上為兩大三角洲經濟的超常規發展作出了“超額貢獻”。卻也為國內依賴廉價勞動力的經濟增長模式作了不光彩的“人文注腳”。
一批國內外媒體把“民工荒”現象與民工群體維權意識的覺醒相聯系。這個判斷對不對呢？應當說有這個趨勢。譬如，長三角不少地方組建起越來越多的民工協會，開始出面與資方進行“工資集體談判”，參與追討欠薪及相關的民事訴訟。但就總體言不，民工群體還是“松散一族”，他（她）們開始學著說“不”的成因，主要還是打工的“比較收益”越來越低，而不是群體維權意識的主觀自覺。
導致他（她）們覺得“比較收益”越來越低的主因，則主要在于城市生活成本的不斷攀升。按經濟學的原理，當“比較收益”降低由個別現象演變成普遍現象時，勞動力價格的“倒逼機制”就開始生成并逐漸發生作用，最后使民工工資的總體水平調高一個等級。與此同時，同樣因“倒逼機制”起作用，到一定時候，工資增長還會通過縮短勞動時間反映出來。只是，眼下我尚未聞有這樣的先例。然而，基于國內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現狀將長期存在，又無從指望民工工資總水平出現跳躍式的增長。
毫無疑義，勞動力價格的“倒逼機制”，將客觀上削弱被某些人引以為豪的“廉價勞動力優勢”，導致企業用工成本增加而在一定的時間段內減少利潤和稅收。但在中國特定的國情下，它的正面意義遠大于負面影響，站在人本的立場上，建立于相對合理的工資價格上的ＧＤＰ增長才是道德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