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股市10萬個為什么之二一四

　　水皮雜談

　　由“流氓教授”郎咸平引起的那場爭論怎么看都像一次有預謀的策劃，從攻擊顧雛軍和張瑞敏開始，過渡到對國退民進產權制度改革的抨擊，最終目標落定在新自由主義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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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映成趣的是國內所謂主流經濟學家的集體失語，基本上做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郎咸平在唱獨角戲。

　　盡管有楊帆、左大培等人的呼應，8月28日的郎咸平依然有些落寞，他期待與會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張維迎、厲以寧、林毅夫、茅于軾沒有一人到場，換句話說，該來的一個也沒有來，張維迎在深圳的企業家高峰會上還在重復著那個不知在多少個企業家論壇上都抖過的包袱，希望善待我們的企業家們，只不過這一次的主語換成了郎咸平，好像郎咸平真的是在和中國企業家們過不去似的，在這樣的誤識面前，郎咸平期望的爭論已經化成夢想。

　　本來這極有可能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界最后一次快意對決，本來這極有可能改變中國經濟學家喪失道德良心的指責，本來這極有可能重塑經濟學對中國改革前景的影響力。

　　為什么國內的經濟學家選擇沉默？

　　難道所有的人都已淪為郎教授攻擊的缺陷人格而無力還擊？

　　難道所有的人都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利益代言人而心慌發虛？

　　難道所有的人都真的看不到海爾和格林科爾的套路而自嘆弗如？

　　不是的。

　　水皮在“流氓教授何以痛罵保姆”雜談中說，很多人都能看出“國退民進”中的問題性質，很多人也都清楚這和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的問題有驚人的相同之處，但是，很多人，包括水皮在內都對此心理上存在著巨大的障礙。什么心理障礙？意識形態上的心理障礙。

　　事實上，我們習慣以政治的眼光看經濟，以主義的高度看問題，以整體的判斷看個案。因此，我們事實上都犯了一個通病，那就是為“私”者諱。

　　我們特別擔心對于個別私營企業的揭露而敗壞私營企業家的形象，我們特別擔心這種形象的敗壞會影響到中共對于私營經濟的判斷，我們最擔心的莫過于由于誤斷從而導致中國社會經濟改革趨勢的逆轉，因為我們深深知道，在官場文化中，寧左勿右的影響是多么的根深蒂固、深入人心。

　　郎咸平說中國的產權改革存在兩大誤區。誤區一是產權問題能解決所有問題，誤區二是國有企業存在所有者缺位問題，郎咸平的話有道理；郎咸平說中國的產權改革有兩大特點，其一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其二是買賣雙方自定價格，郎咸平說的也是事實。

　　坦率地講，郎咸平的所作所為和他海外華人的身份有很大的關系，這種“大膽立論，小心求證”是國內的經濟學家所可望不可及的一種學術狀態。于是，郎咸平就成了皇帝新裝寓言中的那個小孩，于是人們發現張維迎走到哪說到哪的善待說成了絮絮叨叨的祥林嫂。

　　若干年前，胡適之說“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若干年后，郎咸平說“多用數據說話，理念沒有任何意義”。

　　理念真的沒有任何意義嗎？

　　郎咸平抨擊的新自由主義學派，作為一種經濟學理論和思潮，產生于20世紀20-30年代，代表人物是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當時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自由資本主義開始向壟斷資本主義轉變，與此同時蘇聯的誕生又宣告了社會主義的實踐，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受到壓抑和刺激，新自由主義走上前臺，但是不幸的是隨即發生的經濟危機徹底暴露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弊端，實際上宣告了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代的結束，羅斯福新政拉開凱恩斯時代的大幕，新自由主義受到冷落。20世紀70年代初期爆發的兩次石油危機，導致全球進入“滯脹”，凱恩斯主義束手無策，隨著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執政，對“凱恩斯主義的反革命”成為主流經濟學說，新自由主義以里根經濟學的面貌重新示人，并且把反國家干預提升到了一個新的系統和理論高度，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幾乎成為同義詞。

　　問題是上世紀90年代以后，由于“華盛頓共識”的形成與推行，新自由主義從學術理論開始嬗變為國際資本主義的經濟范式和政治性綱領，成為美國的國家意識形態和主流價值觀念。

　　1990年，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討論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拉美經濟調整和改革的研討會，會議由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主持，出席的人既有拉美國家的政府官員、美國的政府官員，也有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約翰.威廉姆在會議的總結中說，經過討論，與會者對拉美國家已經采用和將要采用的十個政策工具，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共識，由于會議在華盛頓召開，共識的主導力量均來自華盛頓，因此，這一共識被稱為“華盛頓共識”。

　　“華盛頓共識”的內容，包括以下十個方面。

　　共識之一：加強財政紀律，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通貨膨脹率，穩定宏觀經濟形勢；

　　共識之二：把政府開發的重點轉向經濟效益高的領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如文教衛生和基礎設施)；

　　共識之三：開展稅制改革，降低邊際稅率，擴大稅基；

　　共識之四：實施利率市場化；

　　共識之五：采用一種具有競爭力的匯率制度；

　　共識之六：實施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

　　共識之七：放松對外資的限制；

　　共識之八：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

　　共識之九：放松政府的管制；

　　共識之十：保護私人財產權。

　　威廉姆認為，這些共識不僅適用拉美，而且也適用于有意開展經濟改革的發展中國家，“華盛頓共識”似乎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靈丹妙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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