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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洪
眼下，中國經濟界的熱點似乎集中在了“一件事”、“一個人”身上。“一件事”是指宏觀調控，“一個人”則是炮轟國企“私有化”改制的經濟學家郎咸平。
圍繞這兩個“一”的爭論都非常激烈。不同的是，從去年說到今年，已持續有相當
一段時間的“宏觀調控”的爭論仍然進行在理性的軌道上；而郎咸平引出的國企“私有化”的議題爭論雖然才開始兩三月，卻早已偏離理性的軌道，在情緒化的軌道上滑了很遠。有些交鋒甚至偏離了論題本身，專注于爭論者的立場利益起來。讓不了解整個事件來龍去脈的人看來，這更像是不同利益陣營間的“口水仗”，而非學術爭論。
其實，郎咸平關于國企“私有化”改制的批評并非新鮮。他的觀點———目前國企“私有化”改制，是“在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改制”，缺乏公正性；同時作為國有資產真正所有者的普通老百姓并沒有參與權，缺乏透明性———不過是他對國有企業產權改制過程中出現的MBO(管理層收購)等導致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的批評的延續。對這個問題的批評，早在好幾年前就出現過了。去年初，各地紛紛將“國退民進”指標化的時候，輿論就已深入探討過“國退民進”中的法律缺位與程序透明的問題。
那么，為何郎咸平這一并不新鮮的批評能夠“一石激起千層浪”？
這當中不排除郎咸平所發難的企業———格林柯爾、海爾、TCL等，其本身很有“新聞緣”；也不排除我們的國有企業的確走到了一個兩難的境地———不改制，許多國企虧損包袱越背越重，企業難以為繼；改制，因缺乏法律與制度的支撐，很容易成為國有資產流失的黑洞。
但根本的緣由卻是，在持續20年的高增長之后，中國經濟究竟需不需要加速私有化進程，以給中國經濟注入更新、更長久的活力？
產權制度改革是經濟改革繞不過的坎，但產權制度改革不能孤軍深入。這些年，我們一直關注著俄羅斯的私有化改革。許多調查分析表明，盡管俄羅斯政府在推進私有化過程中，先后頒布了數以千計的法律、法令，并力圖在市場監管、金融服務等方面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培育私有化發展的社會運轉體系。但是，其私有化進程仍避免不了貧富差別的加劇、社會階層的分化和社會動蕩。
而眼下，我們在法律、市場監管、社會監督、金融服務等方面體系建設尚處于初級階段，遠不及私有化之初的俄羅斯。加之中國所必須面對的、迫切需要解決的、特有的“三農”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盲目推進私有化，很可能帶來許多社會問題，如腐敗、貧富分化加速等。
最近，有一篇《中國發展逼近臨界點》的文章，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文章指出，中國的經濟發展正逼近一個臨界點，這個臨界點不是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2000美元，或者更高的指標，而是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程度。文章認為，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都會經歷這樣的臨界點。
因此，貧富兩極分化及其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成為當下中國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不管郎咸平炮轟國企“私有化”是否有其要出名的私利，是否出于“仇富”，但他所指出的國企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及其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連鎖反應，不僅不容忽視，而且要全力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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