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FTAs蓬勃發展。今后，FTAs將和WTO一道，推動世界貿易走向完全自由化，并將對全球經濟和政治進程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我們以下主要力圖全景式展現世界FTAs的基本格局、發展趨勢、綜合影響，體會我國實施FTAs戰略的重要意義，并據以判斷我國在目前世界FTAs潮流中的戰略方針和行動步驟。

　　一、FTAs的基本目的及其與WTO之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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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A是FreeTradeAgreement的簡稱，中文意思是自由貿易協定。FTA的最初表現和基礎模式是RTA（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TradeAgreement）。有時，FTA、RTA也表示基于相應貿易協定的自由貿易區或準自由貿易區。

　　眾所周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基本使命也是推動世界貿易自由化，貿易自由化的核心內容是關稅稅率降減。WTO促使關稅稅率降減的方式大致有二：

　　——在某一歷史時刻，WTO的既定成員間形成新協議。協議會要求所有成員的某些具體貿易品關稅稅率一同變小和趨向于0；在操作上，稅率降減的幅度、時間、產品類別等要求會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之間表現出某些差別。

　　——接納某一關稅主體成為WTO的新成員。此前，這位關稅主體要與原WTO成員之間就加入條件，主要是關稅稅率削減的步驟和程度進行協商；如果協商結果是WTO老成員投票決定允許加入，那經過這一過程，這一關稅主體與原有老關稅主體之間的貿易關稅稅率會得到降低，最終也是趨向于0。

　　就以上第一個談判過程而言，現今WTO已經有147個成員了，稍有制度經濟學知識的人都知道，147個談判主體要達成一致協議交易成本較高。WTO多邊框架在協議形成上面臨“人多嘴雜”的麻煩。1999年西雅圖WTO談判沒有達成共同協議，2003年9月14日WTO墨西哥坎昆談判還是失敗，都是這種困難的表現。就以上第二個談判過程而言，目前大約還有26個關稅主體在申請加入WTO。WTO接納新成員的歷史表明，特別是當一個關稅主體經濟地位重要并且還與某些重要老成員之間有著復雜的經濟、政治戰略利益瓜葛時，入世談判會顯得曠日持久，比如我國入世進程就顯得相對較長。

　　在通過WTO多邊框架推動貿易自由化面臨一定困難的情況下，是否就意味著人們無所作為了呢？非也。各國從實踐中探索出來的RTAs、FTAs是另一種推動貿易自由化的好方法。FTAs實現關稅削減的方式是若干個關稅主體相互結合，在世界的局部，面向全部或大部分相互貿易的商品，規劃和實施關稅削減以及貿易便利化。由于是自愿組合，同時談判成員數比WTO成員數目少得多；談判相對較容易達成協議。正因為如此，自20世紀90年代以后，世界簽署RTAs、FTAs數目加速上升。根據WTO發布的《WTO年度報告2003》發布的數據，1990年以前，世界上所有進入實施階段的RTAs（如果按下文概念方式，應該說是FTAs）數目不過27項，但1990~1994、1995~1999、2000~2002這三段時期，世界進入實施的RTAs數目分別為29、60、30。截止2002年12月，總共有259項RTAs在GATT/WTO登記備案，其中176項已處于實施階段。

　　就促進貿易自由化來說，FTAs與WTO之間的關系表現出兩面性：

　　——相互“競爭”和替代的關系。WTO協議困難促使人們更積極于FTAs工作；比如，某些國家在坎昆會議期間揚言，如不能形成協議，將在會后加快某些FTAs的形成。同時，一旦FTAs形成能使相關成員某種促進貿易的目標得以實現，那他們利用WTO框架推動貿易自由化的意愿強度和精力投入會受到削弱。反之，人們也不會立意通過FTA來解決那些能很容易在WTO框架內解決的問題。

　　——相互補充和促進的關系。WTO框架畢竟是一種日趨成熟的互動機制，FTAs興起也會促使與WTO相關的各方行為主體更加積極于利用WTO解決某些FTAs解決不了的問題，比如說知識產權問題、技術標準問題、非關稅貿易壁壘問題；而且，FTAs促成的世界貿易自由化新水平也可能為WTO工作開展提供新起點。這樣，FTAs與WTO之間最終會形成某種相互共存、相互促進的關系。

　　二、當前世界FTAs發展的基本格局與發展趨勢在包括WTO報告的各種文獻中，人們有時混用RTA、FTA兩個概念，但有時人們在二者的使用上又體現出某種差別。我們不擬改變這種使用方式。只是，為了便于我們展現當前世界FTAs發展的基本格局，我們在本文要讓這兩個概念表現出某種差別。我們現在界定，RTA的成員數目一定要在3個或3個以上，并且RTA的所有成員共同組成一個在地理上不間斷的世界區域；FTA則包括任何關稅主體之間的自由貿易協議。在這種概念方式下，前面提到的WTO所公布的RTAs數目只能說是FTAs數目。我們以下就按照這種概念方式展開分析。我們將FTAs形式模式歸結成4種：（1）RTA；（2）RTA+RTA、FTA+FTA；（3）RTA+n、FTA+n（n≥1）；（4）1+1。依據這種模式劃分，我們要描畫出世界FTAs發展的當前格局，并對未來趨勢作出判斷。

　　（一）發展格局的描畫我們將當今世界各具體FTAs歸類到4種模式。完成歸類后，當前世界FTAs發展的基本格局也就呈現在我們面前了。

　　1．RTA

　　目前，全球從法律文件上基本得到確認并進入實施階段的（3成員及以上）RTAs如表1所示。除此之外，根據筆者盡量以最時新資料查證，以下組織框架或世界區域程度不一地推進著（3成員及以上）RTA：

　　自由貿易、關稅同盟、共同市場、貨幣同盟四者合作程度不斷加深，實現后者的一般也實現前者。

　　（1）中美洲共同市場（CACM），成員為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和哥斯達黎加，曾形成過逐漸實現共同市場的協議，后協議受戰爭及其他因素破壞，目前致力于恢復；

　　（2）東非共同體（EAC），坦桑尼亞、肯尼亞和烏干達3個成員國，多次談判，尚未達成共同接受的協議；

　　（3）大湖經濟共同體（CEPGL），布隆迪、盧旺達、扎伊爾（剛果[金]）3國組成，組織目標為經濟共同體，因多種復雜原因未啟動實際談判和實施；

　　（4）中非國家共同體（CEEAC），目標是關稅同盟，尚未形成正式協議；

　　（5）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AARC），2004年2月初步達成印度、斯里蘭卡、泰國先達成協定，緬甸、不丹和尼泊爾后加入的6國自由貿易協議，具體落實有待觀察；

　　（6）阿拉伯聯盟（LAS），22個成員國，提議階段；

　　（7）埃及-約旦-摩洛哥-突尼斯自貿區（E-J-M-T FTA），談判階段；

　　（8）馬格里布聯盟（UMA），5個成員，提議階段；

　　（9）獨立國家聯合體（CIS），12個成員國，談判階段；

　　（10）在上海合作組織（SCO）基礎上建設中亞自由貿易區（EAFTA），5個成員，提議階段；

　　（11）亞太經濟合作組（APEC），21個成員，設想階段；

　　（12）環印度洋地區合作聯盟（IORARC），19個成員國，設想階段。

　　2．RTA+RTA、FTA+FTA

　　所謂RTA+RTA、FTA+FTA是指兩個RTA，或兩個FTA之間通過談判達成合并協議，形成一個范圍更大的RTA、FTA。目前表現為RTA+RTA，具體例證包括：

　　（1）Andean-MERCOSUR,談判接近完成；

　　（2）MERCOSUR-SACU,談判階段；

　　（3）EU-GCC,談判階段；

　　（4）EU-MERCOSUR,談判階段；

　　（5）一定程度基于NAFTA-Andean-CARICOM-MERCOSUR的美洲自由貿易區（AFTA），談判階段；

　　（6）EFTA-GCC,提議階段；

　　（7）EU-ASEAN,提議階段；

　　3．RTA+n、FTA+n（n≥1）

　　所謂RTA+n、FTA+n是指某個RTA、FTA接納n個成員形成一個成員范圍更廣的RTA、FTA。目前表現為RTA+n，例證包括：

　　（1）與EFTA，包括加拿大（談判結束）、新加坡（談判結束）、黎巴嫩（談判結束）、南非（談判結束）、突尼斯（正在談判）、智利（正在談判）、埃及（得到提議）、烏克蘭（得到提議）；

　　（2）與EU，包括智利（談判結束）、摩洛哥（談判結束）、印度（談判結束）、黎巴嫩（談判結束）、阿爾及利亞（談判結束）、敘利亞（正在談判）、泰國（正在談判）、伊朗（正在談判）；

　　（3）與ASEAN，包括中國（正在談判）、印度（得到提議）、日本（得到提議），ASEAN與中國、新加坡形成“10+2”自貿區（達成框架協議），ASEAN與中國、日本、韓國組成東亞自貿區（EAFTA）（得到提議）；

　　（4）與Andean，包括加拿大（正在談判）；

　　（5）與CARICOM，包括加拿大（正在談判）、哥斯達黎加（談判完成）；

　　（6）與MERCOSUR，包括美國（談判階段）、秘魯（接納為準成員國）、印度（準FT，談判階段）；

　　（7）與CACM，包括加拿大（談判階段）、美國（談判階段，與其中除哥外的4國達成協議）；

　　（8）與SACU，包括美國（談判階段）、中國（談判階段）、印度（談判階段）。

　　4．“1+1”協議

　　所謂“1+1”FTA協議是指任何兩個關稅主體之間的協議，也稱“單對單”協議。“單對單”協議數量眾多且日新月異，難以一一列舉。這里主要以幾個非常值得一提的關稅主體（大主體或FTA活躍者）來說明：

　　（1）美國，與以色列（正式實施）、澳大利亞（談判階段）、智利（談判結束）、摩洛哥（談判結束）、新加坡（談判結束）、泰國（談判階段）、哥倫比亞（提議階段）、多米尼加（談判階段）、中國臺灣省（提議階段）；

　　（2）澳大利亞，與美國（談判階段）、泰國（談判接近結束）、中國（談判階段）、新加坡（談判結束）；

　　（3）智利，與美國（談判結束）、巴西（談判完成）、韓國（談判結束）、新加坡（談判階段）、中國（談判階段）；

　　（4）日本，與印度尼西亞（提到提議）、墨西哥（談判階段）、菲律賓（提到提議）、韓國（談判階段）；

　　（5）新加坡，與美國（談判結束）、澳大利亞（談判結束）、印度（談判結束）、韓國（談判接近結束）、智利（談判階段）、墨西哥（談判階段）、巴拿馬（談判階段）、中國臺灣省（談判階段）、斯里蘭卡（提議階段）、巴基斯坦（提議階段）；

　　（6）中國，與中國香港（啟動實施）、中國澳門（啟動實施）、新西蘭（談判階段）、澳大利亞（談判階段）、智利（提議階段）、巴西（提議階段）。

　　（二）發展趨勢的判斷

　　我們仍基于4種模式劃分對發展趨勢進行判斷：（1）RTA是基礎模式，我們先將一個RTA、FTA比喻為一個自由貿易圈；（2）RTA+RTA、RTA+n（今后也可能表現為FTA+FTA、FTA+n）的形成意味著已有的某一FTA圈的“領地”在不斷發生著“和平擴張”；（3）RTA+n、1+1則意味著各RTA、FTA圈之間有時會通過“圈圈相扣的繩索”相連結。于是，世界FTAs進程的發展趨勢可以歸結為“新圈不斷產生、舊圈不斷擴張、圈圈不斷相扣”。

　　只要如此漸進趨勢不停頓，最終，世界會形成單一FTA圈，這一FTA會將全球所有關稅主體都“囊入懷中”。它實際上意味著全世界實現產品貿易自由化和產品市場一體化。

　　三、FTAs 興起對世界經濟與政治進程的影響及意義

　　第一，FTAs通過降低交易成本和流通費用，通過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通過推動新FTAs產生，從最終效應上促進了國際貿易。

　　關稅是國際經濟活動中的一種特殊的交易成本。RTAs、FTAs會使這種交易成本大幅降低，并使它在不長的時間內趨向于0；RTAs、FTAs還使貿易者與所選擇的貿易伙伴之間物理距離拉近，由此節約了運輸費用。通過降低交易成本和流通費用，FTAs能夠大幅促進內部成員之間的貿易。我們注意到，NAFTA有3個經濟地位重要的成員國；它的形成時隔現在不久，花費時間也相對較短；目前它還僅是一個FTA；這樣，相比于觀察EU，通過觀察NAFTA協議實施，我們更容易分辨出FTA對成員國國際貿易的影響。NAFTA于1994年初啟動第一輪關稅削減，有關研究表明，1994年前9個月與1993年同期相比，美國與加拿大、墨西哥之間的貿易增長率大約是與非NAFTA國際貿易增長率的2倍；1980年時，北美貨物和服務出口總額中區域內部出口占34%，1996、2002年分別上升49%、56%。

　　當然，成員間貿易可能會對成員與非成員間貿易發生替代并在短期使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有減少的傾向，人們一般稱這種影響為貿易轉移或貿易替代。然而，全球貿易總成本畢竟得到降低；并且，這種貿易替代效應會促使貿易受替代關稅主體也積極地與貿易伙伴盡快達成FTAs，由此促使世界貿易總成本進一步得到降低。如果受替代者應對積極，替代效應影響并不大。有關人士曾經針對NAFTA建立多大程度影響EU對美國出口；結果表明，總體影響很小，受到較大影響的產品種類則非常少。第二，FTAs促進了國際投資，并且起到了優化了世界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的效果。RTAs、FTAs對國際投資的促進和對產業組織的優化作用也是明顯的：

　　（1）影響跨國公司（TNCs）FDI區位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無關稅市場規模的大小。與無FTA時由多個關稅區組成的市場格局相對比，FTA會使自由市場規模大為擴充，這無疑會促進某一FTA非成員國跨國公司對FTA成員國的投資。

　　（2）FTA會促使成員國企業按照無關稅狀態下整個區域勞動力資源、自然資源、消費者分布的“本來面目”在區域內重新配置實業資本，由此也會促使區域內FDI有所增長。

　　（3）FTA形成后，取消關稅保護促使企業在產品市場、要素資源方面重新布局，由此，它提升了企業素質，改善了產業組織形態。

　　以上促進作用在EU、NAFTA上都得到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體現：

　　——EU。除1990年兩德統一使實際規模略有增長外，1986~1996年間歐共體、EU成員范圍基本穩定。根據來自聯合國貿發會議主編的各年《世界投資報告》提供的數據，1981~1987年間，歐共體各國FDI流入占世界FDI流入量比率一直穩定在28%左右；但在1992年形成統一市場的預期下，1987、1988、1989、1990、1991各年歐共體各國FDI流入占世界總流入比率分別28%、36%、41%、49%、50%，呈現持續、大幅增長態勢；1992年后，統一市場基本形成，另外也由于世界FDI流向畢竟也受其他因素影響，歐盟所占比率開始下降，1996年后維持在27%左右。并且，1987~1991年間歐共體FDI流入比率大幅增長主要來自于成員國之間FDI流入增長，原因在于，成員國企業要按新的大市場要求進行產業組織優化，FDI實現的主要方式是企業并購。

　　——NAFTA。因美國是世界上經濟規模超大國，NAFTA對其FDI流入影響難以分離和辨識。我們可從1994年前后流入墨西哥的FDI數量變化一窺端隅。有關實證研究表明，和其他非NAFTA經濟體系相比，墨西哥的人均FDI流入、FDI/GDP在1994年前后均有大幅上升，其中美國作為FDI來源地的份額有所上升，但來自NAFTA以外經濟體系的FDI增長程度也非常可觀。從NAFTA形成后對區域內FDI流向和數量的影響上看，最明顯地表現在美國棉紡產業大規模轉移到要素成本相對低廉的墨西哥以及美國和加拿大汽車產業的一體化進程再度得以深化。

　　第三，FTAs是實現全世界產品貿易自由化、產品市場一體化、生產過程一體化的一個重要步驟。

　　我們上面指出，FTAs的發展趨勢就是全世界形成一個FTA。WTO工作目標也是推動世界貿易自由化；今后，FTAs、WTO將成為世界邁向產品貿易完全自由化“共同目標”的兩條“路徑”；二者相互促進和補充。FTAs由發生、興起到朝向世界單一FTA“目標”演變的“路徑”形態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新圈產生、舊圈擴張、圈圈相扣”。實際上，盡管這一進程未來的路徑形態難以精確預料，但大致的路徑方式卻是輪廓初露。目前，全球大型RTAs已經初步確立EU（歐洲圈）、ASEAN+3（亞洲圈）、AFTA（美洲圈）三足鼎立的架構，而這3個頂點之間也已初步建立“RTA+RTA”的聯絡機制或合作設想：

　　（1）就亞洲圈與歐洲圈的聯系而言，目前ASEAN與EU已經提議談判建立自貿協議：

　　（2）就亞洲圈與美洲圈而言，亞太經合組織（APEC）是推動亞美自貿區的良好架構機制。

　　（3）至于歐洲圈與美洲圈的聯系，早在1998年3月，歐盟委員會就向歐盟部長理事會提交《新跨大西洋市場計劃》，該計劃提出最終形成囊括歐美兩洲的“大西洋自由貿易區”。可以想見，當世界上這幾大自由貿易“山頭”被自由貿易“橋梁”連通起來后，那世界自由貿易最終完成也就為時不遠了。世界貿易自由化意味著全球產品市場完全一體化。正如EU、NAFTA的經歷表明，產品市場一體化還會促進跨國公司按照新的市場格局重新配置生產要素，從而實現生產過程一體化。

　　第四，FTAs還可能對區域共同貨幣、世界共同貨幣的產生，對世界各國經濟利益共同性的強化，乃至對世界政治以和平方式一體化的進程產生積極影響。

　　我們從EU發展進程中看到這樣一種過程路徑：部分產品貿易自由化→全部產品貿易自由化與共同產品市場→關稅同盟→資本、勞動力流動自由化和共同要素市場→共同貨幣→對成員國外交政策進行必要協調。盡管面臨諸多困難，國際社會還是普遍認為歐盟最終會向政治一體化邁出實質步伐。從主體意愿上看，歐盟一體化進程的深入反映出歐洲各國，其中主要是德法兩大國對戰爭和敵對所帶來的痛苦之反省；反過來看，一旦行為主體基于這種反省態度轉而產生通過新合作框架開展互利互惠活動的動機，他們一步步進入如上合作步驟也是自然而然的，因為每一步的邁出都有未來利益的驅動。這實際是一個合作博弈局面形成和所有合作主體利益都得到改善的進程。

　　如上文所分析，從邏輯必然性上而言，至少當今FTAs興起最終會導致全球形成一個統一的FTA和共同產品市場；同時WTO也從另一個方向上在推動形成全球共同產品市場。顯然，對照歐盟發展歷程，如果我們設想當今國際社會也普遍具有通過經濟合作而不是戰爭過程來謀取利益的共識，那為什么不能由此推論全球FTAs興起最終會促使全球共同產品市場、共同要素市場、共同貨幣的形成，乃至促成統一政治架構呢？反思這兩年FTAs在全球興起，至少表明國際社會實際上正開始“啟動”這種共識。

　　目前全球各種RTAs、FTAs推動形成的還只是局部的共同產品市場，這是世界近200個關稅主體之間在產品交易上的復雜利益關系一種反映和表達。綜合我們上面的分析，在這種多局部“產品市場單圈”格局的基礎上，正啟動發生著以下3種運動進程：

　　第1種，局部“產品市場單圈”之間的邊界在消解和擴張；

　　第2種，在這些局部“產品市場單圈”基礎上形成局部“要素市場單圈、貨幣單圈、政治單圈”；

　　第3種，局部“要素市場單圈、貨幣單圈、政治單圈”之間的邊界消解和擴張。其中第3種進程只是“態勢微露”，因為我們除了看到EU貨幣聯盟通過吸納新成員擴張外，還沒有看到兩個貨幣同盟合并的提議。國際社會如何能夠在當前格局基礎上將整個世界融匯形成一圈產品市場、一圈要素市場、一圈共同貨幣、一圈政治架構，這一過程會花費多長時間，將取決于全球所有關稅主體之間在所有產品交易、要素交換、貨幣選擇、政治互動等等過程上面的，種類更多、聯系更復雜的更大量利益的彼此消長和相互關聯，取決于各種當事主體對這種消長和關聯的感受和反應。

　　于是，我們既從FTAs興起中看到世界經濟與政治一體化的曙光，也感受到它的艱難；并體會到它形成的可能路徑的多樣性和難以預見性。

　　四、中國應對FTAs興起的戰略與對策分析應該承認，較歐洲、美洲而言，包括我國在內的亞洲各國啟動RTAs、FTAs的動作顯得相對遲緩。正因為我們已經認識到FTAs的發展趨勢和重要意義，我們從現在起就應非常重視FTAs工作。我們應該將FTAs作為一項新的外經戰略來規劃、開展和實施。基于以上關于FTAs發展格局、趨勢、影響的分析。我們認為，從指導思想和行動步驟上，我國FTAs工作應采取以下戰略方針和策略步驟。

　　1.積極通過有關合作架構，與周邊國家締結RTAs；從我國利益出發，促進我所在的RTAs、FTAs通過與其他FTAs合并或通過增加成員而得到擴張，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繼續開展的工作包括有：

　　——促進ASEAN+3盡快達成協議。

　　——促進以上海合作組織為基礎的“中亞自由貿易區”盡快達成協議。

　　——在適當時機，推動ASEAN+3、中亞自由貿易區、南亞自由貿易區合并談判；或通過其他途徑，促使“亞洲自由貿易區”早日成形；注意在亞洲自由貿易區中發揮我國應有的影響力。

　　——積極關注亞洲與歐洲之間、亞洲與美洲之間大型FTAs協議動態，發揮我國影響力；按照對我有利、時機恰當原則，積極促進“亞歐自由貿易關系”、“亞美自由貿易關系”形成。

　　——在亞歐、亞美兩大世界自由貿易協議尚未形成之前，積極促進亞歐、亞美有關關稅主體之間形成局部自由貿易框架；推動亞歐、亞美相互聯絡。

　　2.與我國目前正在實施的多項外經、外交、政治戰略相結合，積極開展與有關FTAs和關稅主體締結“單對多”、“單對單”FTAs　就與其他外經、外交、政治戰略結合而言，我國應注意的事項包括：

　　——從外貿市場多元化戰略角度來考慮，應注意到，我國目前還沒有和歐洲、中東、非洲等世界區域的任何關稅主體締結FTA，若世界FTAs繼續蓬勃發展，我國和這些區域的外貿有邊緣化危險，因此，應該在這些地區中挑選某些對我外貿地位重要或者具有一定國際經濟地位的關稅主體，如西歐的德國、中東的以色列、非洲的南非等，進行FTAs提議和商談。

　　——從國際資源戰略角度來考慮，我國有必要選擇某些石油、特殊金屬礦生產地關稅主體，開展互利互惠的貿易自由化談判。

　　——從引進來戰略、走出去戰略、引進來戰略與走出去戰略相結合的角度來考慮；一是我國要置身于更大規模無關稅市場，提升引資區位優勢；二是我國企業走出去投資的連帶貿易成本要降低；三是我國企業有必要置身于一個更大的“無邊界”市場中，以促使我國企業素質提升和產業組織優化；因此，在承受能力得到充分論證的基礎上，我國有必要選擇恰當時機，盡早與EU、與NAFTA等大型RTAs采取單對多的方式締結FTAs。實際上，這項工作的實際意義、事前規劃、具體操作和我國加入WTO不無類似之處。

　　——從國家統一戰略來考慮，大陸關稅區可以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與臺灣關稅區締結FTA；并且，我們還應該促成兩岸四地的“中國（華）自由貿易區”早于亞洲自由貿易區形成和實施。

　　3.從我國利益出發，基于我國經濟實力，積極引導我所在RTAs、FTAs向關稅同盟、共同市場、貨幣同盟、政治合作的方向轉變。

　　促進我國所在的亞洲大地區形成共同要素市場（主要是勞動力自由流動）、貨幣同盟對我國的利益是顯然的。我們尤其關注的是，歐元大大便利了歐盟各國的貨物交易和要素流動，同時也開始顯現出與美元分庭抗禮的架式。亞洲各國如果不以FTAs為起點逐漸在使用共同貨幣這一點上聯合起來，一是面臨著相互之間產品和要素交易的成本高昂；二是面臨著繼續或使用美元，或使用歐元用作相互交易的國際貨幣，也就意味著還要向美國、歐洲“繳納”鑄幣稅；第三，亞洲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勢必還會經常面臨國際游資的投機性攻擊。因此，亞洲地區的共同市場和貨幣同盟應該成為我們不遺余力推動完成的工作目標。我們應選擇恰當時機，在兩岸四地先開展這項工作。只是，我們要意識到，亞洲各關稅主體的政治分歧、情況差異、獨立意識、領土矛盾比歐洲各國大得多，將FTAs向貨幣同盟推進面臨的阻力也更大，要解決的問題更棘手。

　　4.密切監控全球FTAs推動世界產品市場、要素市場、貨幣種類一體化的動態，關注這些一體化進程對我國經濟運行，對世界各方政治態度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影響，研究對策，主動應對小范圍FTAs演化為大范圍FTAs，FTAs促成區域共同市場和催生區域共同貨幣；世界FTAs潮流推動形成世界單一FTA，乃至促成世界共同貨幣；這種趨勢是必然的。但是，由于決策主體近200個，實現趨勢性目標的可能路徑會千差萬別。在各種不同路徑下，某一關稅主體，或政治實體的地位有主動提出條件并制定規則和被動接受條件并遵從規則的差別。因此，我們應該密切監控世界FTAs簽訂動態；對世界任一FTA簽訂和可能簽訂，我們都要就它對我國經濟運行、外交策略的直接、間接影響詳加研究，前瞻性地研究對策，揚長避短，趨利避害，爭取主動。我們注意到，FTAs畢竟是一項和平、互利的事業，我國龐大的資源潛力和市場規模能夠為我國在策略、談判的主動性上提供良好基礎。我們要充分利用好這種優勢。同時，我國在FTAs協議以及后于FTAs發生的共同市場、貨幣同盟、政治合作協議的規劃、簽訂和實施過程中也應注意工作方式，培養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好感。

　　作者：徐強 商務部 研究院 跨國經營研究部

　　（信息來源：貿研院子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