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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夏天，無疑是中國企業的一個“冬天”，對于部分的民營企業而言，也許可以稱之為“冷的出奇”的寒冬。隨著中國政府宏觀調控措施的陸續出臺，市場溫度陡然回落，行業投資管制擴大，電力運輸資源瓶頸限制加劇，融資渠道方面更是大幅度剎車……，絕大多數民營企業似乎猛地打了寒戰，甚至也有個別民營企業在突來的凜冽寒風中悄然消亡。
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的企業家信心指數調查報告，全國企業家信心指數為131.5,比第一季度下降7.4。其中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營公司的企業家信心指數分別是129.9、145.3和119.6,分別比第一季度下降9.9、9.7和14.1。民營企業家對于未來所面臨的壓力是遠較其他企業高管更為更沉重和嚴峻的。這不禁不使人回想起中國最著名的民營企業———華為在2000年時所經歷的那場“華為的冬天”的情景，雖然這有著宏觀層面和微觀個體的區差別，也有著主體上主動危機認識和被動無力接受的差異，但從“寒冷”和企業個體的利害關系而言，對企業對民營的企業家是具有深刻啟示的。
必須承認，即使中國最優秀的民營企業群體，由于歷史、環境、經歷和企業家自身等等原因，在這突然來臨的寒潮面前，大多數不僅是缺乏足夠的抵御能力，也更是缺乏清醒的預見和危機意識的。這種忽視所依存的最主要若干條基本原因在于：
———民營企業在戰略和制度上的缺乏，善于從項目的巧妙運作和機會的乘機把握里獲取超額利潤，樂于“短融長投”地玩弄所謂資本運作，也因此在實際的操作里缺乏信用和誠信。在過多地體驗快樂的刺激同時，“狼來了”的提醒總是顯得多余了。
———民營企業在其成長的過程中，有意或無意地維持了和政府的親密關系，這也可能是中國的民營企業在中國的現實環境中不得不面對的一種尷尬局面。但過于對政府的依賴不僅存在市場信息、政策信息的不充分和誤解，更可能陷入到尋租和裙帶資本主義的胡同里，多位落馬富豪如馮明昌、戴國芳即是如此。
———民營企業對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結合的錯誤認識，包括他們對通用電氣（GE）片面理解：崇拜其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渾然一體，覺得產業資本一定要向金融資本進軍，一定要做到產融結合。他們認為GE就是產融結合的一個典范，并以為產業整合能夠依靠自己的金融公司通過復雜眼花繚亂的關聯交易來提供資金的支持，例如哄然倒下的德隆系以及資本市場上曾經威風一時的林林總總的某某系們。
當然，我們也能看到在這場寒冬里也有不少企業提前身著了“技術棉衣”或“資金棉衣”或“市場棉衣”，活下來了甚至活的很好，例如業績穩定上升的美的，手握大把現金的SOHU，真正走向國際化的華為……畢竟，中國企業里還是有著不少的優秀份子，如同中國的好日子仍將在寒冬后繼續一樣，他們能在變化的環境里保持持續的增長潛力。尤其是中國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一帶的民營企業群體里，在冬天的考驗里也體現出了企業的優秀價值和競爭力，也許這些優秀的中國民營企業正是中國未來的社會財富創造者。
從長遠的角度來說，我們也應該充分認識到僅僅憑著度過了一個或兩個冬天就來判斷企業的優秀價值與否是不夠的，對于企業在每一個階段、每一個周期，真正持續有效的棉衣還在于“制度的棉衣”。在美國管理學大師吉姆·柯林斯所著的《從優秀到卓越》一書里，美國《財富》雜志歷年的世界500強企業中，能實現從優秀到卓越的企業只有11家，而卓越的企業和優秀的企業差異在于前者的高瞻遠矚的組織性觀點和持續成長的長期績效，將公司能力、人力的激情和利潤回報有機融合，而差異的來源是體現了制度創新的制度。
辭世不久的華裔經濟學家楊小凱先生曾經有過一篇非常著名的演講———《后發劣勢》，該文主要是論述了落后國家在對發達國家的模仿中，難以模仿制度，而傾向于單純的技術和工業化模仿，其結果常常是短期內取得好的發展，但長期的發展則留下隱患，從而是“后發優勢”可能演變成為“后發劣勢”。若將其觀點引進到微觀經濟的企業理論中，對于中國廣大生機勃勃的民營企業而言，制度的后發優勢在企業競爭的層面較之技術、工具等更具有實踐意義。
在2004 年盛夏的“企業冬天”里，我們似乎該為下一個冬天準備好我們的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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