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編號：JC490 該書自序：

　　一、關于這本書

　　在上本書《潛規則》里，我描述了造就潛規則的力量，那是一種低成本傷害能力，在官吏手里就是合法傷害權。后來，我繼續追尋這種能力的蹤跡，追究隱藏在各種規則深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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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在追究過程中，我看到了一些前人未曾命名的事物，草擬了一些名稱，如灰牢、白員、隱身份、劉瑾潛流等等，并寫了專門的介紹文章。在這輪追究的最后階段，我碰到了更深層的規則，決定規則的規則。

　　本書最后完成的幾篇文章，提出了血酬和元規則等概念，這些概念代表了我力所能及的深度。所謂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酬報，體現著生命與生存資源的交換關系。從晚清到民國，吃這碗飯的人比產業工人多得多。血酬的價值，取決于所拼搶的東西，這就是“血酬定律”。這個道理很淺顯，卻可以推出許多驚人的結論。如果再引入一些因素，一層一層地推論下去，還可以解釋書中的其他概念，成為貫穿全書的基本邏輯。因此，我把“血酬定律”當作書名。

　　“元規則”這個概念比“血酬定律”提出得更晚，也更加深入。這個概念觸及了生命、生存資源和資源分配規則三者之間的關系。文中的原話是：“所有規則的設立，說到底，都遵循一條根本規則：暴力最強者說了算。這是一條元規則，決定規則的規則。”如此簡略地點到，只能算探針的一刺。不過，一針刺出，我感到了心臟的抽縮。全身隨之扭動變形。以前所寫的文章頓時有了不同的意義，原先想定的本書結構也改變了。

　　從生存競爭的角度看來，那些有生命的個體或團體，投入自己或他人的性命，動用各種策略，爭奪生存資源。競爭造就了資源分配的規則體系，在體系中的真實位置又注定了個體或團體的性質。依據這種看法，本書的文章可以分為五類。

　　第一類：官，合法暴力的代理集團。他們對生存資源的占有，這個集團的性質和擴張策略。這類文章有三篇：1、劉瑾潛流，2、縣官的隱身份，3、灰牢考略。

　　第二類：民，農工商生產集團。他們對環境的適應，生存策略和結果。這類文章有四篇：1、庶民用暗器，2、出售英雄，3、硬伙企業，4、洋旗的價值。

　　第三類：“賊”，仰仗暴力謀生的非法團體。包括三篇文章：1、地霸發跡的歷程，2、我認出了一個小物種，3、白員的勝局。

　　第四類：文化夢想中的暴力：金庸給我們編了什么夢。

　　第五類：綜合。暴力競爭的計算邏輯——生命與生存資源的換算，條件的改變導致結果的改變，暴力對規則的決定作用。這類文章有三篇：1、匪變：血酬定律及其推想，2、命價考略，3、正式規則與潛規則切換的秘密。

　　本書目錄就是按照上述方式編排的，但是把相對枯燥的綜合類提到了前邊，以便讀者一上來就可以俯瞰全局。所謂全局，其實也是“打哪兒指哪兒”。這些文章的寫作各有初衷，前后相距三年多，結構是后來追認和拼湊的，難免有牽強之處，聊勝于胡亂堆放而已。

　　與《潛規則》比起來，我覺得本書又深入了一層，開掘的范圍也有所擴展。但本書的開掘又有不夠系統完整的感覺，好似描繪全豹身上的斑斑點點。這都是功力不足又急躁冒進的緣故。我對中國歷史全貌滿心好奇，按捺不住地做過各種想象，三年前還根據管窺到的斑點拼湊出一幅草圖：《中國通史的一種讀法》。這幅草圖是個人臨時性工作假說，隨著對元規則的了解，隨著對牽連著生產力的破壞力的了解，我已看出草圖的不足。若干年后，這張草圖應該繪制得更精確，更少猜想成分。但我舍不得丟掉全局性視野，姑且把草圖附在書后，權充后記。

　　另有幾篇文章，讀來還有些意思，也一并收入，是為雜編。

　　二、補說元規則

　　“元規則”這個詞，我在杰弗里·布倫南和詹姆斯·M·布坎南的《規則之理：憲政經濟學》中初次看到，英文原文是“meta-rules”，用以稱呼那些決定或選擇規則的規則，位于更高和更抽象層次的規則。這種區分，讓我感覺眼睛一亮。

　　我家最厚的英文工具書是《英漢辭海》，里邊查不到這個詞。大概杜撰不久，尚未流行。根據前綴meta-的通常譯法，這個詞可以譯為“元規則”。元是初始、首要和根本的意思。

　　元規則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在《規則之理》第七章中，布倫南和布坎南先生談到了正義性，談到了同意的廣度和強度，還談到了多數原則。作為生活在民主憲政國家的公民，他們這么說當然不錯，但在我這個遙遠的讀者看來，卻句句別扭，滿心抵觸，鬧得幾乎讀不下去。中國歷史清晰而強悍地告訴我：事實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們不對。他們的說法，只有加上苛刻的限制條件之后才是對的。

　　我留心看過《大明律》的制訂過程，也留意過明朝初年更高級別的法規《大誥》如何制訂，如何實施，如何失而復行，又如何架空撤消。制訂《大明律》的時候，幾個大儒參照唐朝的法律，一條一條地修訂，一條一條地草擬，朱元璋又一條一條地品評，修改，改了又改，最后立為天下法。但是皇帝本人并不遵行，另外編撰了一套個人色彩濃重的嚴刑苛法《大誥》。朱元璋死后，他的孫子即位，放棄了《大誥》，隨后被自己的叔叔打敗，奪了帝位。新皇帝上臺，又恢復了《大誥》。在這些來回折騰中，決定和選擇法規的規則變得十分清晰，那就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在晚清的頻繁變法中，這條元規則再次清晰地顯露出來：暴力競爭的勝利者說了算，無論勝利者是洋人還是女人。

　　那么，正義在什么地方呢？多數同意又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可以說，正義就在草擬法規的大儒的心里，就在審定法規草案的皇帝的心里？皇帝得了天下，意味著他得到了多數人的擁護，而多數人所以擁護他，又因為他代表了正義？

　　這種回答拐了個彎，已經不是針對規則制訂所遵循的規則和程序了。而且，拐彎后的答案依然成問題。成吉思汗的鐵騎踐踏了歐亞大陸，生殺予奪，隨心所欲，只是因為他掌握了最強的暴力，與常規意義上的正義和同意并不搭界。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到處立法，充分體現了人類歷史上的元規則：暴力競爭的勝利者說了算。

　　更進一步說，什么叫正義？正義又是如何決定的？儒家教義被賦予宣示正義的正統地位，這本身也是暴力最強者的選擇。

　　打下江山之后，朱元璋曾經審查儒家經典，他讀到孟子的一句話：“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句話強調了社會關系中正義的交互性，并無不妥。但是，朱元璋正是一個“視臣如土芥”的君主，他怒道：“這老兒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朱元璋下令撤消孟子在孔廟中的配享資格，同時下令，有為此而諫者，以大不敬論。后來，皇帝又命令儒臣重編《孟子》，刪去85條，被刪除的都是一些強調民比君更重要的文字。明朝科舉考試，用的就是刪改后的《孟子節文》。

　　再往遠說，在中華帝國的源頭處，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體現了暴力最強者對正義觀念的選擇權。細讀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他勸皇帝獨尊儒術的基本邏輯，就是強調儒術合乎皇家的根本利益，如此選擇對皇帝有利，對天下有利，不如此將重蹈秦朝的覆轍，等等。

　　即使漢武帝做出了獨尊儒術的決定，在實際操作中，他的孫子漢宣帝也非常明白地訓誡自己的兒子：“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依然把儒家的王道當作次要的統治手段和裝飾，并不全心服從。

　　或許根本不必尋找歷史證據。簡單的邏輯可以告訴我們，在發生爭執的時候，如果在肉體上消滅對手很合算，那么，只要拔出刀來，問對手想死想活，任何爭執都不難解決，任何意見都不難統一。暴力可以壓倒所有規則，反之則不然。

　　這種邏輯所蘊涵的更一般的道理是：在挑選規則的時候，擁有讓對手得不償失的傷害能力的一方，擁有否決權。死亡是最徹底的損失，所以，暴力最強者擁有最高否決權。

　　總之，邏輯和歷史經驗共同告訴我們：暴力最強者說了算，這是決定各種規則的元規則。暴力最強者的選擇，體現了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對正義的追求。暴力最強者甚至可以選擇并修改正義觀念本身。當然，平民并非不重要。在長時段上，平民的選擇和對策，從熱烈擁護到俯首帖耳到怠工偷懶到揭竿而起，可以決定暴力競爭勝利者的選擇的成本和收益，決定選擇者的興亡榮辱，從而間接地影響統治者對法規的選擇，間接地影響正義觀念和統治者對正義觀念的選擇。

　　三、杜撰新詞

　　禪宗和尚說，覺悟要經歷三個階段：最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階段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階段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經過多年努力，我好像進入了半生不熟的階段，看什么不是什么。

　　打個比方說，在欽定的社會權利圖上，縣官占地一畝，平民占地一分，奴婢占地一厘。也可以倒過來說，占一畝地的就是縣官，占一分的則是平民，占一厘的就是奴婢，等等。山是山，水是水，歷歷分明。

　　然而，縣官悄悄擴張自己的權利邊界，將平民的實際權利壓縮到了兩三厘，父母官和子民的關系也逐步轉向主奴關系。這時的父母官便不再是父母，子民也不再是子民。那么，實際成色不過二三成的子民應該叫什么呢？叫子民還是叫奴婢？在純度漸變的系列上，哪里是性質突變的臨界點呢？這類問題經常讓我犯難。

　　我們知道，人的能力和意志存在巨大的差異，即使是同一個人，能力和決心也在不斷變化。刁狠的縣官可能把某些平民的權利空間壓縮到一厘之下，尚不及法定的奴婢；而狡猾的奴婢又可能將實際權利擴張到一兩畝地，超過尋常的縣官。所謂“宰相門前七品官”，就描述了給宰相看門的家奴的實際身份。

　　如果考慮到行為主體不僅是一些個體，還包括了家族、團體、黨派、階級之類的社會集團，實際情形就更加復雜多樣，而且“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錯綜多變的真實地貌已然如此復雜，觀察角度和觀察距離又增添了一重變化。于是，小山頭可能高過欽定地圖上的三山五岳，一條暗溝的流量也許超過欽定地圖上的大江大河。放眼望去，山不是山，水不是水。

　　那么，請恕我不顧邏輯地強問一句：不是山的那座山，到底是什么山？不是水的那道水，又該叫什么水？

　　據說，生活在北極的愛斯基摩人對白色有詳細區分。我們眼中一派白茫茫的世界，在他們眼里卻有豐富的層次和色彩。他們可以用豐富的詞匯描述我們視若無睹的差異，譬如陽光之下的白和背陰處的白。他們之所以能看見我們視若無睹的東西，因為他們有相應的語言和命名。反過來也可以說，他們所以有那些語言和命名，因為他們看到了我們沒有留意的東西。這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語言和命名既是認知的成果，又是認知的工具。

　　儒家的規范概念可以幫助我們看清楚許多東西，但也遮蔽了許多東西。晚清至今，西方思想大舉涌入中國，提供了新的認知框架和命名系統，在開辟新視野的同時，也難免留下新的盲區。對于上述凝聚了巨量人類智慧的命名體系，我們不能不敬重，不能不學習，但是又不能敷衍偷懶，靠在前人身上吃現成飯。

　　近一兩年，母語中的自我表達和自我命名，多次給予我巨大的啟發，在先民智慧的引導和幫助下，我借用或改造了一些來自民間的詞匯，還杜撰了一些詞匯，稱呼那些未經正式命名的山川雪原。祖國語言是一座寶庫。先行者要在雪中行走覓食，不得不去細看，不能不去強說，不得不努力理解那些事物之間的關系。看、說和理解的成果，積淀為母語的詞匯和敘事，其中凝結了中國人民的智慧。我希望，浸透這種智慧之后，我會像實踐者一樣明了事物的真相，達到“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的成熟境界。

　　我們正在建設自己的國家，正在努力理解我們的生存環境和腳下的地質構造，我們需要在前人的基礎上繼續猜測和描繪這些構造。我們被迫回顧歷史，探詢當前問題的來龍去脈。在回顧和理解的努力之中，一個更加吻合大型文明悠久經驗的概念體系將漸漸浮現出來。在我的想象里，我一直做的事情，就是為這個自我理解和自我描述的觀念體系準備鋼筋和磚瓦。

　　歡迎讀者批評指教。我的電子信箱是：wusi5454@sina.com

　　吳思

　　2003年6月11日

　　精讀片斷：

　　劉瑾潛流

　　吳思

　　一、千年世界級巨富

　　我在“中青在線”網站讀到一條2001年4月9日發布的消息，標題是《千年最富50人 中國6人上榜》，全文抄錄如下：

　　據《亞洲華爾街日報》報道，該報日前選出在過去一千年來，全球最富有的50人。其中目前仍然在世的，包括身家過360億美元的汶萊蘇丹陛下哈志哈山納柏嘉，以及當今世界首富比爾·蓋茨。

　　在入選的50人中，有6名是中國人，出現時間前后橫跨800年，他們分別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太監劉瑾、清商人伍秉鑒、宋子文。

　　《亞洲華爾街日報》還說，如果按征服土地來計算，在職業一欄是“征服者”，財富來源一欄是“掠奪”的成吉思汗可稱“天下最富”。當時，蒙古人打下了13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明武宗年間太監劉瑾被處死后，人們從他家中搜出黃金3360公斤、白銀725萬公斤。明末國庫僅得200萬公斤白銀。

　　清朝的和珅被查出貪污白銀達2．2億兩。

　　20世紀30年代，宋子文在美學成回國后，迅即被任命為財政部長，由于其妹宋美齡嫁于蔣介石，宋子文更得到重用，且成為當時中國與美國交涉的主要渠道人物。有說在40年代，宋子文可能已是全球首富了。

　　伍秉鑒是十三行的買辦，他繼承了當時只得少數人獲準經營的絲綢和瓷器生意，身家至少有好幾百萬銀元。

　　這種大視野看起來很痛快，上下千年，縱橫萬里，但我恰好留心過劉瑾的家當，也抄錄過與明朝國庫有關的一些數字，看了劉瑾家的金銀數目便感覺疑惑，似乎數字太大了。至于明末國庫的白銀存量，更是錯得離譜，張居正改革十年，國庫豐盈，太倉（專門存銀子的國庫，又稱銀庫）的白銀儲備不過600萬兩，亞洲華爾街日報卻說劉瑾一家就有725萬公斤，竟敢說明朝破敗時還有200萬公斤，其誤差恐怕要有十倍百倍。如果崇禎真有這筆相當于二十年中央財政現金收入的白銀儲備，何至于上吊？李自成要是能繳獲這一大筆銀子，何必在京城以至全國大舉搜刮，破壞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我隱約記得在什么地方看到過一個數字，李自成打下北京，發現太倉里只剩下二十多萬兩白銀，不禁感嘆道：這么個大國，只有這么點銀子，豈能不亡？——我查不到這個故事的出處了，姑且擺在這里，僅供參考。

　　我相信自己的感覺不錯，懷疑翻譯錯了，就上網搜索原文，結果在 The Wall Street Journal(WSJ)的網站找到了出處。翻譯果然有些小錯。下邊是我選譯的劉瑾簡介(注1)：

　　劉瑾（1452-1510）

　　社會地位：宮廷太監

　　財富來源：瀆職

　　財產：金銀

　　中國明朝一個富得驚人的宮廷太監。劉瑾濫用職權，聚積了巨大的財富。最后因叛逆罪而被處死時，他被發現擁有黃金1200萬盎司（譯者注：折37萬公斤，而不是前譯的3360公斤），白銀2.59億盎司（譯者注：折805萬公斤，而不是前譯的725萬公斤）。作為對比，明朝倒臺時皇宮國庫只有白銀3000萬至7000萬盎司（譯者注：確實可以折為200萬公斤）。不過，關于劉瑾的財富的報道可能被嚴重夸大了，因為歷史學家們要用他的故事警告人們：太監干政時將發生什么樣的事情。

　　其實我并不想在數字和細節上較勁，要緊的是劉瑾榮登千年世界級最富排行榜這件事本身。我覺得劉瑾、和珅的上榜，揭示了潛藏在中華文明光輝表面下的大東西。我想深究的就是這種東西。華爾街錯多錯少并不要緊，只要在劉瑾“富可敵國”這個關鍵點上沒錯，我的深究便不會受到實質性的影響。不過，我還是忍不住地想多追幾步，想算算賬，折成人民幣算一算，搞清楚劉瑾家到底有多少錢。我估計有不少人像我一樣對此感到好奇。

　　這一追還真追出了我自己的毛病，原來華爾街提供的劉瑾家產數字大有根據。

　　我總共找到了三組數字，第一組就是華爾街所依據的數字，也是最大的數字，即黃金1205.78萬兩，白銀2.59億兩。華爾街把明朝的一兩（36.9克）誤為一盎司（31.103克），因而將劉瑾的家產低估了7.5萬公斤黃金，150萬公斤白銀。我明白，數字太大了讓人眼暈，多兩個零少兩個零早已沒了感覺。這么說吧，華爾街的這個誤差，僅僅白銀這一項，就超過了明朝全盛時期國庫白銀儲備的六倍。這可不是小錯，如此大刀闊斧地削減劉瑾的家產，犯在他本人手里，一百條命也丟了。

　　這第一組數字見于郎瑛的《七修類稿》卷十三，陳洪謨的《繼世紀聞》卷三。《明通鑒》說王世貞也引用過這個數字。這幾個作者均為明朝人，都不是等閑之輩。其中陳洪謨在劉瑾死時正當壯年，36歲，中進士十余年，當過刑部和戶部的部曹，最后以兵部左侍郎（國防部副部長）退休。這樣的人寫起劉瑾來，如同今日在財政部和最高法院干過的人，以高級干部的身份退休后寫陳希同或成克杰，五百年后的晚輩小子怎敢不洗耳恭聽？

　　第二組數字見于《廿二史札記》卷三十五，（清）趙翼說劉瑾有黃金250萬兩，銀5千余萬兩，他珍寶無算。這個數字大約只有第一組數字的五分之一，但趙翼也是大名鼎鼎的史家，這本書又以挑前代史家的毛病著稱，我等晚輩也不敢不重視。

　　第三組數字屬于滑頭數字。《明通鑒》卷四十二列舉了第一組數字后，對比了漢朝董賢的42億錢家產，梁冀的30億錢家產，都比劉瑾差了一個數量級，作者夏燮因此懷疑對劉瑾的家產高估了。于是《明通鑒》宣布與正史保持一致，給了個“金銀累數百萬”的說法。“累數百萬”，到底是一百萬還是九百萬？是金是銀？單位是斤還是兩？這里的每個差別都能差出十倍，作者一概模糊過去，這樣的數字實在沒法用。當然我們也可以取最保守的態度，一概選擇小頭，說劉瑾至少有幾百萬兩銀子。幾百萬呢？就選個最少的二百萬吧。正德元年（1506年）劉瑾得勢，當年中央財政收入的白銀還不足二百萬兩。從1522年到1532年，太倉平均每年的白銀收入恰好是二百萬兩。

　　根據會計工作的謹慎原則，我這里采納第二組數字。不喜歡如此保守的人，不妨把我的估算結果乘以一二三四五中的任何一個數，只要不超過五，就不算胡說八道。而擔心后代御用文人將劉瑾妖魔化，拿劉瑾當替罪羊，寧愿保守至極的人，只要記住劉瑾的家產和國庫每年的白銀收入相當就行了——這筆銀子的購買力大概相當于如今的八億人民幣。

　　根據第二組數字，劉瑾有黃金250萬兩，白銀5000余萬兩。他珍寶無算。我們就不算“他珍寶”，再把黃金按當時的常規一比七折為白銀，劉瑾的家產總值為6750萬兩白銀——比張居正辛辛苦苦十余年充實起來的太倉還要多十倍。這相當于多少人民幣呢？在當時的平常年景，一兩銀子可以買兩石米，按照米價折算，劉瑾的家產相當于254.88億人民幣(注2)。我剛剛上網查了，2000年中國大陸只有一個人夠格登上《福布斯》雜志的全球富翁排行榜，即前國家副主席之子，中信泰富董事總經理榮智健，身家為10億美元，不足劉太監的三分之一。

　　我們再冒說一句。有超人之稱的全球華人首富李嘉誠有多少錢？《福布斯》雜志說他的家產為113億美元，2000年在全球排第31名。李嘉誠1999年排名世界第十，這兩年讓那些IT暴發戶擠下去不少。假如劉瑾活著，他的排名恐怕還要下降。只要我們像華爾街那樣選擇第一組數字，也就是把劉瑾的銀兩乘以五，按照米價折算，劉瑾的家產便是1274億人民幣，約153億美元，比李嘉誠還要多40億美元。

　　這么大的數字，可信么？我不敢相信把李嘉誠比下去的第一組數字，但足以把三個榮智健比下去的第二組數字就不好不信了。劉瑾一流的巨富，即貪污受賄瀆職而成的巨富，在中國歷史上前有古人，后有來者，絕非孤立現象。前邊提了一句漢朝的董賢和梁冀，積錢至三四十億。明朝前有王振，后有嚴嵩、魏忠賢，其家產清單開起來也是一長串大數目，我就不拿這些數字煩讀者了。

　　清朝的和珅恨不得比劉瑾還富。“中青在線”引用亞洲華爾街日報的說法，說他有2.2億兩白銀。我還見過更大的數字。據籍沒其家產的清單記載，和珅有赤金580萬兩，元寶銀940萬兩，當鋪75座，銀號42座，地產8000余頃。另有玉器、綢緞、洋貨、皮張等庫多座。沒收的財產總計估銀約8億兩，少說也頂四個劉瑾。乾隆末年，國家財政每年的實際收入為銀4359萬兩，和珅的財產相當于清朝盛世18年的財政收入(注3)。當時流傳著一句話：“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可見同代人的感覺也支持了富可敵國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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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游戲》由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

　　作者：吳思 出版日期：200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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